言之以理：（2）ZT《民运精英大起底》

言之以理

（2）ZT《民运精英大起底》—泉水叮咚
第二章 民運二王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中，很多民運代表人物、學生領袖曾經獨領風騷，令人目不暇接。隨著當時媒體的不斷曝光，方勵之、王軍濤、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這些名字一時間如雷貫耳，爲民衆耳熟能詳。然而，大浪淘沙，二十年過去之后，這些人有些已經被人忘卻，有些已經不知所終，像柴玲那樣，如彗星從天際劃過，而有些人依然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中。比如王丹、王軍濤這兩位活躍人士，被稱爲“民運二王”，是目前海外民運的主要領導人物。
　　民運二王之王丹
　　王丹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與已經澹出人們視線的吾爾開希和柴玲不同，王丹至今依然活躍在民運的第一綫，有關他的消息，至今依然時時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消息稱，王丹曾經在國內的門戶網站新浪網上建立過一個個人博客，化名發表了一些博客文章；2009年初，這個據稱是王丹名下的博客被新浪網關閉。這個傳聞，是目前國內能聽到的最新的有關王丹的消息。
　　王丹，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曆史系學生。當年，王丹作爲北京大學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就讀。中學快畢業時，王丹憑藉父母的關系，被評上北京市的市級“優秀團干部”，然后，以此爲條件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才讀了一年，就學不下去了，因學習成績太差，差點留級，于是又通過父母的關系，轉到了其母任職的曆史。據知情者透露，王丹在北大時並無心讀書，而是熱衷于在學生中聚衆鬧事，愛當“孩子王”。在轉入曆史系之后數月，王丹就成了六四事件中主要的學生領袖。
　　1989年5月，王丹與吾爾開希、劉剛（此二人已遠離民運，澹出人們視線）等一批不安心讀書的學生，首批來到天安門廣場，拉起標語布條進行靜坐抗議，並由此拉開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后，作爲當時重要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國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被捕后，因爲向警方“徹底坦白，積極合作”，還主動檢舉了那些“沒有暴露”的鬧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從寬”的原則予以寬大處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判處王丹有期徒刑四年。當時，王丹所獲的短暫刑期，曾經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覺得“判輕了”，因爲以“六四”那樣的大件事，以王丹當時的“領袖”身份，這樣的刑期實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獲釋后，又因拿海外經費、出賣情報等犯罪，于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獲刑11年。坐牢三年后，其家屬對外國機構謊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並導致失明，危及生命，呼籲國際捐款和營救。爲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準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王丹抵美后，赴美國底特律一家醫院“醫治”，當時，該醫院的檢查結果是，王丹有輕微的咽喉炎，絕對沒有腦瘤，其健康狀況良好，無需入院治療。
　　王丹的兩次入獄，總計服刑八年。應當承認，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樣的刑期其實是很短暫的。當時的美國政府爲營救王丹出獄，做足不少功夫，據説美國高級官員或者國會議員訪華時，曾經拿出過一種小紙條，這小紙條上是包括王丹在內的大陸異見人士的名單，以此與中國領導人討價還價，作爲改善中美關係的籌碼。這種傳聞雖然沒有經過確切的官方消息證實，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樂道。
　　來到美國后，王丹因英文不過關，只能以美國式的“走后門”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攻讀曆史學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國加州，經常在海外、香港及台灣的報刊上，發表些短淺輕佻的評論性文章，來證明他的存在和價值。
　　但是，頂著哈佛博士頭銜的王丹卻對這個可以給他帶來榮耀的學位諱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紀念日，王丹透過媒體與聽衆對話。有聽衆問王丹是如何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當時王丹慌忙把問題扯開，並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談自己當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曆，前言不搭后語。接著，他又稱自己並不稀罕上什麽哈佛大學。
　　能上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名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榮耀，有什麽不能正大光明承認的呢？何況王丹經常是以“哈佛博士”頭銜招搖過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王丹進入哈佛大學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他連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進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都是不可能的。而他進入哈佛大學的個中堂奧，乃是當年台灣情報機關以“台灣校友會”向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捐款”的方式，爲王丹承擔了昂貴的學費，而哈佛大學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獎學金的名義贈予他，使其得以進入哈佛。
　　據知情者稱，王丹在哈佛大學基本上沒有上過什麽課，也從不參加考試。人們所看到的王丹也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業上，他仍然是一個社會活動人士，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政治評論員、《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召集人等。他頻繁地往來于台北、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澳洲等地，參加與民運有關的各種會議。另外，幾乎每個月都要撰寫七八篇抨擊中國大陸、頌贊台灣及美國的短淺的評論文章，在“自由亞洲電台”、“多維新聞網”、《北京之春》、《大紀元時報》等媒體上定期發表，然后再合成集子，在台灣發行《王丹觀點》之類的書。
　　總之，王丹在哈佛大學的學曆和學位乃是政治産物，同大陸“文革”年代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來發表過的部分評論文章及演講水準，則被很多人評論爲“跟大字報差不多”。王丹雖是名義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卻不會閱讀美國的學術書籍，更不會以英文寫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碩士研究課題，選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博士研究課題，則選的是台灣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論文，據知情者稱，其實是由台灣“熱心人士”代筆的。
　　現時王丹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他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兩年后將陷于危機”，然而他所預言的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亦曾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並支持陳水扁執政時廢除《國統綱領》的動作，還向台灣民進黨說“中國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灣特偵組偵辦其貪腐桉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
　　另據台灣《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動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還顯露出同性戀傾向，經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灣及美國的同志酒吧或俱樂部尋歡作樂。據稱，其在同志性行爲中多扮女性身份，還把自己的“扮女照”貼上同志網站，四處尋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里抒發對“他”的纏綿愛情，有時還寫一些多愁善感的詩；無論他到哪裡，身邊都跟著一兩個年輕英俊的同志性夥伴。爲此，王丹曾經指控《TVBS週刊》涉嫌誹謗，但是，《TVBS週刊》聲稱，他們掌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王丹是同性戀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的學曆也是假的。至今這仍然是一個葫蘆提的桉子，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似乎也並沒有影響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如果說，年輕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台前的主角之一，那麽，比王丹年長十多嵗的王軍濤，則是站在王丹這些學生領袖身后搖著羽毛扇的軍師。
　　王軍濤，祖籍河南，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六四被北京指爲天安門運動的“幕后黑手”，被列入通緝名單。六四之后，王軍濤逃到武漢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當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軍濤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開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間，他先被“免試推薦”到哈佛大學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后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王軍濤與劉曉竹、吳學燦（原《人民日報》編輯）等人成立了一個名叫“中國戰略研究所”的民運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和台灣情報機構每年爲該組織提供數十萬美元“研究經費”。而他們幾個人除了向出資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簡報）”外，幾乎什麽都沒干。后來，三人因爲“經費”分配不均而開始內斗；三個主辦者按民主原則票決，結果兩人站在王軍濤的對立面，王軍濤被迫出局。
　　于是，王軍濤向台灣和美國告狀，說沒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團體”。于是，所有“資源”被一齊卡斷，研究所正式解體。之后，劉吳兩人到處發傳真、上網揭發王軍濤的“材料”。 于是，王軍濤貪汙、挪用經費、玩弄女人等一系列醜聞迅速曝光，在民運內外閙得沸沸揚揚。
　　劉吳兩人揭發的最重要的貪汙醜聞是這樣的，——王軍濤報帳說，給予中國國內的陳子明、陳小平等人數萬美元。可是當這些人出國抵美后，被證實他們並沒受到這些錢，或只收到一部分。對此，王軍濤被質詢時，辯稱他私自決定把大部分錢給了在中國大陸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卻沒有任何證據等能讓他自圓其說。
　　關于王軍濤玩弄過的女人，劉曉竹和吳學燦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海外民運圈內有名有姓的年輕女性，幾乎都被王軍濤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國站穩腳跟后，王軍濤與已經成爲“黃臉婆”的髮妻侯曉天離婚，離婚的理由是王軍濤聲稱侯曉天與某美國男人通姦。這個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與王軍濤分手后，侯曉天真的與那個美國人結了婚。在與侯曉天辦理離婚的同時，王軍濤正與哈佛大學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后，王軍濤又被這個女孩甩了，據說那個女孩跟了一個老外。
　　1999年，王軍濤成爲孤家寡人，對女性如饑似渴，一不小心讓一個從貴州來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倆與他大鬧不止，聲言要讓王軍濤“沒臉見人”。王軍濤被迫妥協，表示願意“奉子成婚”，以此來平息事態。
　　這個貴州女人與仍在中國的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后，王軍濤被迫與之結婚，並接受了她與前夫所生的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王軍濤此次結婚八個月后，貴州女人又爲王軍濤生出一個女孩。這樣，王軍濤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于新澤西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離紐約兩個多小時車程。
　　與貴州女人結婚后，王軍濤仍然與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約會和婚外情關係，風流豔事經常被身邊的朋友爆料出來。他的現任妻子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家里還是經常打打鬧鬧。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陸的親友哭訴，訴說自己處于“崩潰狀態”。
　　2006年，王軍濤去澳洲悉尼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並在那里與另一個中國女子成爲“露水夫妻”。王軍濤回到美國后，還經常飛往澳洲探視這個女子，據知情者稱，他們的關係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于台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台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志；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曆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劃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肮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台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后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台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台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于渖陽，1971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后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志，引起了台灣情報局（1980年代后期改編爲“軍情局”）的注意。當時，台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準后，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爲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桉”，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台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于海外民運領導權的斗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麽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局長后，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台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台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桉”外，以胡平爲首的一批人被台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桉”，經費由專桉補助；以王軍濤爲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桉”；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列入“志翔專桉”，經費由個桉申請。
　　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爲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桉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斗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爲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台灣設立“專桉”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台灣之后，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台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台灣，透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于事。后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台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爲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于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于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甯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后，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爲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于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台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台灣國安局爲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桉”，由當時的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顔萬進和國安會谘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于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顔萬進和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甯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台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于王丹的這些主意被台灣方面認爲“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台灣，在新竹與顔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爲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后，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爲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爲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台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志，作爲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王丹加入該雜志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台……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桉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台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台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甯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志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爲近些年來民運內斗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台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爲防范民運拿台灣的錢卻失去控制，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台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甯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后台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爲防范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爲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爲患，入台后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台灣情治單位認爲，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于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台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爲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爲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爲“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爲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爲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台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台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爲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以“二王”爲代表的民運人士與台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不啻于一顆爆破彈，令人吃驚，但仔細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邏輯。詳情將在后面的章節中予以更多的披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