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以理：（5）《民运精英大起底》

言之以理

（5）ZT《民运精英大起底》—泉水叮咚

第五章 刘青：以人权的名义作恶多端
　　“中国人权”的由盛转衰
　　1989年，华裔中国科学家傅新元和学者李晓蓉在纽约创立了一个叫做“中国人权理事会”的民间组织。这是第一个由民间产生的中国海外人权组织。它宣称，该组织创立的目的是“接续三十年代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事业”；它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推广人权理念、进行人道救助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在海外中国人的流亡组织中可以算作是一枝独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掌管“中国人权”的机构——理事会，由理事和荣誉理事组成。在理事会的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声誉显赫的重量级异见人士，包括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等。但这个由着名人士组成的理事会，只是名义上掌管“中国人权”的领导者，有名无实，实际的操控权掌握在一个叫刘青的人手里。
　　1992年，刘青加入“中国人权”，与上述理事会中声名显赫的民运大佬们相比，刘青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加入这个组织的本意，只是为了从创始人傅新元那里得到一份全职全薪的工作。但不知爲何，傅新元旋即把该组织的主席一职让给了刘青，由其具体负责“中国人权”的日常运作。
　　1998年，“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了由中美双方人士共同担纲的“共同主席”职位。美方主席是美国商人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中方主席则是赫赫有名的方励之。伯恩斯坦是一位成功的美国商人，他为这个组织找来很多活动经费。钱一多了，这个组织就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而作爲天体物理学家的中方主席方励之，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很忙，无暇顾及组织的具体工作，他所担任的主席一职基本上算是虚衔，于是，他就被具体办事的实际主席刘青和谭竞嫦等人架空了。谭竞嫦是伯恩斯坦重用的一个来自香港的美国女人，她与刘青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利用，逐步将原来一起创业的着名人士排挤出局。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台湾情治单位，十分看重傅新元、刘青和萧强等人搞的这个民运组织，并把它改造成一个变相的情报机构，每年给予重金支持。曾几何时，海外民运组织随着贪污腐败和丑闻的不断曝光，纷纷倒下。但“中国人权”作为“专业操作”的民运组织，却由于“资金来源广泛，内部运作稳定”，一时间似乎成了海外民运的最后堡垒。
　　2004年初，郭罗基等理事发现刘青有很多问题，包括违背人权理念和民主原则；账目不清、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蛮不讲理，欺负女性员工；工作渎职、不负责任；利用职权，排斥异己；违背章程，贪权恋位等。据此，这些理事提出过数次改革议桉，要求免去刘青的职务。
　　但这时，当年的无名小卒刘青已经羽翼丰满，利用他掌握的“中国人权”的资源以及数额巨大的捐款，与谭竞嫦等人结党营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採取非常恶劣的手段管理这个组织，——方励之在气愤的时候，曾经称他们“简直是黑社会”。同时，他们玩弄一系列程序游戏，否决了理事会的改革提桉，从而使罢免刘青成爲不可能。由于多次改革要求失败，这些理事们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信心，为了表示不同流合污，2005年他们选择了公开辞职。当时，这个事件成为海外民运中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2005年，包括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于浩成、郭罗基、林牧、王丹、张伟国、丛苏、郑心元、王渝、黄默、萧强、童屹、林培瑞等十几位理事和荣誉理事在内的“中国人权理事会”，忽然集体辞职。这些理事在一份连署辞职声明中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这些重量级的理事们宣佈集体辞职之后，随即公佈了一份由多位知情人士合作的文件——《中国人权理事会问题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象一柄尖刀，插进“中国人权”的黑盒子，撬开了主要负责人刘青等人的系列丑闻黑幕，并彻底打破了其作爲海外民运最后堡垒的神话。
　　《中国人权理事会问题的总结报告》一经公开，“刘青现象”立刻使人们震惊不已，因此受到广泛关注。这份报告里揭发的“十大弊端”，以及民运内部人士总结的“七大特徵”，对刘青的特权和这个组织见不得人的黑箱作业，作了非常精闢的描述，被称为对这个组织黑幕“最为完整”的描述。但也有人指出，这份报告可能仍然只是“中国人权”和刘青本人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更大问题远没有揭露出来。
　　以下是《中国人权理事会问题的总结报告》的内容摘要，由于这份文件曾经公开发佈，因此，作爲本书引述的文献内容，引于此处与读者共飨之。
　　《中国人权理事会问题的总结报告》内容摘要
　　一、十大致命弊端葬送了“中国人权”公信力
　　（一）巨骗狂盗
　　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十万元，而六四死难者家属仅获一万馀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林牧先生声明：自1999年以来，西安、杭州、重庆、大同等地请求“中国人权”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狱中致残的陈龙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们出狱后连煳口度日的钱也没有，而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刘青，却置之不理。焦柏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网络四君子”每人仅获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而杜导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国人权”竟未给一分钱，为此郭罗基先生很生气。林培瑞先生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
　　（二） 蜕变有因
　　《中国人权2003年财务简报》透露，“收入四百十六万美元，开支七十四万美元，资产七百六十九万美元，负债三十四万美元”。从财务简报上看，可供查询的开支仅七十四万美元，简直不可思议，其馀至少在三百四十二万美元以上的那部分开支则被刻意隐瞒，很可能被用于与“中国人权”组织身份不符的用途。2003年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的金额为三十五万美元，衹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万美元来历可疑，与台湾情报机关难脱干係。2001年以后，“中国人权”每年的经费总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两、三倍，但与此同时，内部分歧却日益加剧。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倾向和要求的经费后，“中国人权”组织的性质发生蜕变，背离了具有普世价值、非政治化的人权理念，“人道援助”项目也形同虚设，被用来培植刘青的个人政治资本。
　　（三） 利益集团
　　每年近三百万美元的经费预算，用于薪水和办公室的费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馀又以“合作专桉”、“工作合同”等形式，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刘青的年薪高达八万美元，而他却诡辩说听从了的别人的建议:“你若不给自己加薪，会影响下属的薪资收入”。执行主任谭竞嫦女士声称，他们的工资“在非政府组织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刘青当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长，因为在她认识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还在任。这位在“中国人权”屡次内部冲突中总是袒护刘青的谭竞嫦女士与刘青有着利益关系，据韩佃矾先生透露，谭的儿子在一家与“中国人权”有合约关系的公司上班。谭竞嫦女士玩弄程序上的阴谋，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提桉，导致“中国人权”组织分裂，十二位辞职的理事被迫向社会撕开“中国人权”黑幕。
　　（四） 台湾插手
　　“中国人权”组织建立初期，曾经聚集了一批愿为人权事业无私奉献的义工，他们多为知名学者。据萧强先生回忆，“中国人权”在1991年底时才筹到三万美元。但自1992年傅新元先生将主席一职让位于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的刘青之后，台湾在美国的政治谍报网逐步控制了“中国人权”组织。台方以“热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权”从台湾及西方国家的某些机构筹集到大量资金，给人微言轻的刘青撑腰，为他取得独断专行的权力。公办室花费大量租金和行政费用，是为了帮台湾“对外打交道”及刺探大陆情报，强调“专款专用”。刘青等人对于从大陆出来的知名民运人物，凡被认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杀；听话顺从的，则帮其获得“安家费”、“津贴”、“奖学金”或“研究项目”，推荐发言和出书，被安排会见外国政要或访台，在国际间“为台湾发声”。
　　（五） 黑箱作业
　　“中国人权”的组织章程规定，理事会拥有一切权力，每三年换选主席。然而，刘青未经选举却佔据主席职位长达十三年，仍抗拒罢免，还要再设两年的“过渡期”，并指定谁来继位。在内部运作上，理事会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被完全篡夺，主席对执委会隐瞒公务，而执委会又向理事会作隐瞒，还要不时追究“洩密”者的责任，俨然象一个间谍组织和保密机关。掌权者蛮横霸道，任人唯亲，清除异己。为了给贪污渎职和监守自盗打开方便之门，刘青一人既管钱又管账，旁人不得过问。方励之等理事和荣誉理事不满被架空和利用，相继辞职而去。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六） 弄虚作假
　　童屹女士在查账过程中发现，“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账目不符，竟相差八万美元。刘青后来虽补交了自己编的“收款人名单”来应付，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刘青擅自利用“中国人权”的免税账户，替某些人转账逃税，使“中国人权”陷入严重的税法问题。2004年“中国人权”的990税表显示薪资开销总额为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刘青为三万五千美元（实际年薪八万美元，少了四万五千美元）未如实申报。2000年以后，“中国人权”租用办公室的开销从以前的三万美元左右涨了两倍，达到每年九万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费的报表中，租用办公室的开销却仍然维持在每年三万美元左右。做假账的人被告知，遭他们侵吞的钱大多来自一些不愿公开身份的机构（包括“白手套”），这些机构宁可丢了钱，也不愿因牵涉诉讼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血馒头
　　通过结交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报、智库等机构，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两岸政策，是“中国人权”组织长期的着力点。它的另一项使命，则是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权”手里拿着一份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在适当的时候把“人权个桉”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作为双方讨价还价时的筹码。北京当局对异议人士捉捉放放，换取美国的政策让步，少不了“中国人权”等机构合奏的一些杂音。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中国人权”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为吃“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药方）”。然而“中国人权”在选择“个桉”时，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桉、刘念春桉，回避徐文立桉、王炳章桉），即使在反中国阵营内也无法形成共识，甚至经常挑起争端。
　　（八） 人浮于事
　　设在香港的一间狭小房间里的“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十年来发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闻稿，但该机构衹有一人工作，独立进行调查、写稿、发稿，就连中英文打字和撰写英文报告，也都未请祕书帮忙。负责人卢四清先生每天还要接听无数电话，回复上百封电子邮件，整理资料分类，编写网站程式，编辑中英文文章上网，维护网站，去邮局和银行以及处理杂事。相比之下，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显得格外臃肿而庞大，它雇用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十年来衹发布了八百条新闻。在美国居住了十三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的刘青，心安理得地领取高薪和津贴，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吃喝玩乐、遛狗、逛赌场，以及勾心斗角搞内斗，或为某人捧场，或诽谤某人。为此，卢四清先生笑问刘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万美元的薪水为你们组织做十年义工？”
　　（九） 买办民运
　　方励之、郭罗基等十二名辞职的理事指出：“当中国本土的公民维权运动在新世纪兴起和高涨之际，‘中国人权’麻木地置身事外。不仅如此，部分理事以个人身份投入维权运动，竟被‘中国人权’负责人指责为‘伤害了组织’”。高寒先生认为，“买办民运”的要害是对本土抗争和突发事件麻木不仁，衹对给钱的后台老闆言听计从。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就是“买办民运”。薛伟先生和钱达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为台湾情报机关提供二百五十件情报，获取总计两亿元新台币的祕密经费。《北京之春》为完成定额任务，与“中国人权”互通有无至关重要。岳武先生在《是谁逼得方励之等人哑口无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买办民运”的后台：“谁？台湾！为什麽？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看见钱，大眼瞪小眼！台爷叫怎麽办咱就怎麽办，台爷不让监督咱就看不见。”
　　（十） 相互敌对
　　茉莉女士致函“中国人权”，指出刘青“拉帮结伙，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说：“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瞭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为了垄断“资源管道”，“中国人权”不择手段伤害民运，在向后台报告谁“可合作”、谁“不可合作”时也往往挟带私心。许多民运团体在向美国、台湾某些机构申请经费资助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刘青等人的攻击，甚至被诬为“中共特工”。刘青向那些机构强调：“那些项目‘中国人权’已经在做了，他们没有必要做重複的事，而且他们不可能做好。”由于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运事业的经费资源，许多有影响的民运人物心寒之馀离开了是非圈，另谋生路。民运出了“王伦”，山寨就剩几个喽罗。
　　二、刘青发家史：人心险恶和道德沦丧
　　（一） 家族经营
　　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刘青授意胞弟刘念春拉几个人成立了“劳盟”作为项目，吸纳海外经费。刘念春被捕后，“中国人权”竭力为刘念春造势，向外界谎称“劳盟”成员有三百之多，还不时抛出一些诸如刘念春狱中病危、刘家被北京国安局派人纵火之类的假消息来炒作。弟媳储海蓝也成为刘青向国内发饷的代理人。为了给刘念春争一笔“杰出民运人士”奖金，刘青还把黄雨川老先生气得中风。熟料刘念春出国后并不记恩，很快从刘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为他买下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兄弟反目成仇。此后，刘青老婆韩晓蓉的弟妹成为“中国人权”在国内的代理人。刘青还把“中国人权”的经费转到“平等教育基金会”，韩晓蓉则从那里领取工资。由于“中国人权”的金字招牌给纽约的政治庇护行业带来生意，韩晓蓉的女儿便从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务所领取工资，却不用上班。
　　（二） 谍网难缠
　　“中国人权”搞国内调查、分发捐款是其本职，然而刘青却以此掩人耳目，从事着与“中国人权”身份不符的活动。刘青给国内某些接受援助的人士规定两个条件：一、必须经常提供情报﹔二、衹能与“中国人权”独家联络。北京的李海先生和湖南的张善光先生就因向刘青提供情报遭出卖，先后被当地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九年和十年徒刑。异议人士因“与境外敌对势力联系”和“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资助”而获罪是很不幸的，而刘青又使他们陷于“为境外组织刺探、收集、出卖情报”的讼桉中。“颠覆政府”有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义举，而“背叛国家”即使在美国也是最遭人谴责的一种罪行。当年魏京生受到“出卖情报”的指控，刘青为其鸣冤，理由是一名电工不可能获得军事机密，然而二十年以后，当事人之一白天祥先生（原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三等祕书）却向外界証实了这项指控。
　　（三） 内斗悍将
　　1998年王炳章先生闯关回国创建反对党，不幸被捕，刘青、胡平、胡安宁趁王之危发起围攻，煽动不明真相的阮铭、王军涛、吴仁华、王鹏令、胡立俊、常征、郭罗基、刘宾雁等人，通过曾慧燕女士在《世界日报》上刊登“谴责王炳章”的联合声明，挑起海外民运内斗。1999年1月，美国国会原拟举办“中国民主党”事件听証会，经刘青、魏京生力阻，改为一般的中国人权状况听証会，并撤销王希哲、王炳章的发言资格，引发刘魏与二王两派民运人士在听証会现场激烈冲突，轰动一时。刘青还指使朱锐女士劝说各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退党。为了诬蔑卢四清先生是“共特”，十年来刘青向国内打了上千通电话。此外，封杀那些对台湾干预民运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也是刘青出击的动因之一。刘青还雇用了陈破空、唐柏桥、魏泉宝、高平、陈立群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团体。
　　（四） 公器私用
　　“中国人权”网站的“良心犯”栏目，在海外被称为“刘氏人权档桉”；“中国人权”的“人道援助基金”，在国内被称为“刘青的钱”。原因很简单――刘青在行使“中国人权”主席职权时，参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亲疏交恶一目了然，公器被他任意私用。许多着名的民运人物和政治犯的名字无法在“中国人权”的网站上找到，衹因为刘青与之曾有过结。“刘青的钱”当然也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分发的，经常随便答应给钱，经办人焦柏固先生不由抱怨：刚刚寄了几百，却又来电说刘青答应了几千，而那个人什麽事也没有，把“中国人权”当摇钱树了。几个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从赌桌上向刘借钱，或用于还债，或收藏古董字画，也有去开洗衣店、地板行、房产公司、按摩院、电脑店的。刘青对“公民议政”等组织搞“利益输送”，也是为了把“中国人权”的钱变成“刘青的钱”。
　　（五） 自甘堕落
　　岳武先生戏称“刘青家的狗比驴还大”，藉以讥讽刘家的奢侈花费。“刘青的钱”来之容易，惯得他出入讲究排场，消费讲究档次，摆家宴养门客，充老大派头。前些年“刘青的钱”在股市里翻腾了几下没影了，这几年在新泽西的赌场里“刘青的钱”经常博得满座喝彩。如今刘青见到那些满脸穷酸相却自命清高的民运同仁就心生厌烦，衹对款爷和“金主”套近乎。久而久之，圈内便有了“刘青管经费----对赌场越慷慨，对民运越刻薄”的说法。刘青一人包办的“人道援助基金”，没有收款人凭証，根本没法查。不过储海蓝女士却在床第之间向张林先生透露：“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知道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任畹町先生、杨周先生的钱被刘青吞了大半，结果引发持久的争议。李洪宽叹道：真不知该如何给刘青写悼词。
　　（六） 蛮横霸道
　　王希哲先生不同意刘青把卢四清先生诬为“共特”，他赞赏卢为国内各省民运人士购买传真机的做法，刘青便衔恨报複，禁止王参加会议。刘青甚至不允许王希哲先生挤在朋友的房内过夜，于是吴方城和杜智富衹好连夜开车把王送到刘晓竹先生那里。王质问刘青：“你是奴隶总管？我非要服从你的鞭子？听从你的指挥？”刘青为了汇钱给妻妹，要小蔡用她的私人支票支付，被拒绝后，刘就以要辞退她进行要挟，态度十分恶劣。办公室管主任玮琳女士遭刘青猥亵和侮辱，刘拒绝道歉，却以多发两月薪水作条件要她保密。刘青还对王丹先生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竟骂出“你为什麽不注意点形象，跟男的在一起...”等脏话。郭罗基先生参与提桉罢免刘青，刘便针对郭个人提出报複性反制提桉。刘青还大骂储海蓝“不要脸”，将她赶出家门。
　　（七） 争名夺利
　　名不见经传的刘青，如果没有某些情治机构插手，他在海外民运圈内衹是一个小角色。在人权事业上，刘青不是什麽先驱、斗士或奉献者，从未参与过人权组织的创建。在中国人权有钱后，刘青经常利用“中国人权”取得某次会议主办权的机会，按其个人恩怨排列席次和发言顺序，分出所谓的“主流”来。王炳章先生、沉彤先生闯关回国之后声名大起，刘青担心他们夺了“主流”风头，便处处作梗，不许他们上讲台。刘青对其他许多知名民运人士向来是“寸席必争，寸金必夺，寸怨必报”。他为魏京生、刘念春打知名度，实际上衹是为了拔高自己而已。
　　刘青辞职，但问题并没解决
　　经过一年多海内外各界的质疑和声讨，2006年1月8日，59岁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宣佈退休，以此方式“体面”地离职。然而，该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华裔瑞典作家茉莉女士，曾经在1989年入狱，获释后离开大陆，一直做“人权义工”，她是“中国人权”的支持者，也是了解内幕的知情人；2002年，她曾经向“中国人权”提出罢免刘青的动议。刘青宣佈退休后，茉莉女士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披露了后来的事态进展和更深的内幕（该文详见本书附录三）。
　　茉莉女士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中国人权”创立、发展的基本情况，指出“人权组织本来不应该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刘青把这个人权组织作为他的政治资本”。
　　在这篇文章中，茉莉女士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权”出现严重问题的几个原因，列举如下：
　　1、“中国人权”不是会员制团体，因此缺乏自下而上的内部监督。而且，这是一个在美国创建的流亡组织，因此也缺少一定的外部监督。理事会本来有监督的责任，但他们也未能尽责。
　　2、“中国人权”早期的创建者们，凭着理想和热情行事，忽视了制度建设，搞“人治”而不搞法治，为后来诸多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3，1998年之前，这个组织是中国人主导；1998年之后，由美国人主导，但他们并不真正瞭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摆阔，但对于国内的人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困苦的状况不闻不问，也不理睬外界对他们的批评和质疑。
　　在分析了上述原因之后，茉莉女士得出这样结论，即：这个事件对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中国人权事业，是一个很惨重的打击；人权组织也这样不可信赖，像原来名声这麽好的“中国人权”组织也这样变质，令人感到绝望。据此，茉莉女士希望“人们更深刻、更真切地认识人性的弱点，认识到健全民主监督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纵观茉莉女士的这篇文章，应当承认，茉莉女士的认识是清醒、理智的。她指出，刘青的下台看起来好像是舆论批评监督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人权”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爲随着改革派理事们的辞职，那里留下的大都是刘青利益集团的成员，要让这个组织改革非常不容易。
　　正如茉莉女士所说的那样，现在“中国人权”存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刘青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组织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已经病入膏肓，无可药救。这对于举步维艰的海外民运来説，不啻是又一次重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