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ZT: 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

老钱

=====
转自华夏文摘。
老钱ZT，并不一定都代表老钱观点，更不可能完全代表。只因为其 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观点新颖，引人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供参考。
所以，直接引用ZT里的观点和语句，来评判老钱。老钱视为，无知，无理，无礼，不屑一顾。
=====

叶维丽：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

　　2014年1月24号

王叔叔，

　　您好，请接受维丽从波士顿对您诚挚的问候。我因远在海外，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希望您能见谅。

　　想来您已经听说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们的见面会，会场里置放着女附中五百余位同学集资为卞校长做的塑像。我不是个轻易会激动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06年夏天后我就没再和您见过面，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会一点点慢慢道来，也请您找人帮您慢慢地读，也许要分几次来读。

　　首先想问候您的身体。您已年逾九十，记得心脏也不甚好，不知您近来身体状况如何？我和于羚常挂念在心。

　　也许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访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访的由头是为一部纪录片找卞校长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早就想登门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碍，找照片给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号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广播里“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儿王思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八五”后那些天我不断在想，不知王思怎么样了？

　　1980年代我赴美读书。某夜，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做了个与卞校长之死有关的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噩梦。

　　1993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三个场面和一篇文章”，记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号新华社游斗“黑帮”（我父亲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尽的“三个场面”，“一篇文章”则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四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关联的。那篇小文无处发表，我曾给李慎之叔叔读过。

　　90年代后半期，在全球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我因为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困惑，遂邀请一位老三届朋友共同作了一个口述成长史。这本书近年出了中文版，书名叫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中深藏多年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会在文革初期变得如此凶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时一步步梳理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帮助我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口述史对话同伴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挨斗挨打，被学生剃了阴阳头。在少年马笑冬的印象里，事发之后父母的表现没有异样。母亲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弥留时说胡话讲的都是那天挨斗的事。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亲了解情况，始知父母当时的情感经历。在子女面前他们强装无事，但从不落泪的父亲深夜为妻子擦拭伤痕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后马笑冬了解细节真相后，泣不成声。

　　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八五血迹。在口述中我讲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经过，但我是个做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认真的历史调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时恰恰也是我开始做调查之时。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去时带了一本同学冯敬兰写的书，她书中有一篇题为“记忆的疮疤”的文章，讲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书，是想告诉您，我们都没有忘记卞校长的惨死。您当时让我写几个字。因为不是我的书，我有些为难，后来在扉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调查是带着双重身份的：我既是个历史工作者，也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而后一个身份无法让我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进去，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怀抱愧疚忏悔之心。就是因为感到“有罪”，我多年来无法面对您，一直没有来看望您，虽然我父母与您和卞校长“进城前”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过，要找到您是有办法的。

　　那天见面后，您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长骨灰重新安放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的母亲。您告诉我，新华社的老同事中只有我母亲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妈妈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长的来往并不多，但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为人让您对我很快产生了信任。

　　那段时间的见面有几件事令我难忘，不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您给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开始做的对八五事件的访谈笔录。第一次访谈是11月间对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对胡校长的，还有对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笔迹，写在一些纸片上。因年代久远，纸片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在当年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居然已经开始收集历史证据！坐在您房间的椅子上，我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珍贵的纸片，没有注意您何时悄然离去。当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面前不远处放了一件东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张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认照片上是什么。后来经您说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长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后来我又看过多张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那第一张对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诉我，您当时特地买了相机，拍摄下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您还说，火化卞校长那天，你们一家人须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们极为哀痛的心情和周围亢奋的“革命”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经历过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号前后几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还失去了两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于非命。那几天您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打击的极限。

　　同时，您还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四宝才八、九岁。您要独自撑起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

　　您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孤独的。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内心都是极为孤独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保留下了历史的人证物证。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意志力，和历史的识见与担当。这些品德是我对您最为敬佩之处。

　　多年后，看到您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长的血衣、遗物时，我在心里想，您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历史会记住您不朽的功绩。

　　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还有一次对话也令我难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对她当年对卞校长的造谣诬陷不能释怀，还给我看过一张她拙劣伪造的照片。她是外单位的人，卞校长养病期间与她结识。文革初期，她对在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中败坏卞校长的清誉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八五那天批斗校领导与她有直接关系。因为几次见面都说的是袁某，有一天我问您，您为什么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学生们？

　　您回答说，“她们都是孩子”。

　　我记住了这句话。文革中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曾厉声训斥过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谅此人。您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怀的，也十分明了当时的时势。

　　此后我介绍于羚与您认识，帮您整理那些宝贵的文字资料。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么事。当我告她您需要帮助时，她说，我责无旁贷。为此她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次我在电话里问您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您说，（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2006年清明节期间，我和于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见后带刘进到您家看望。刘进来时，带了一束鲜花。您欢迎刘进的到来。那天我们照了几张相，您把其中您和刘进两人单独照的一张交炎黄春秋发表。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和于羚议论，您很看重刘进在清明期间的到访，因为这其中明显有悼念卞校长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刘进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来，但因她“符号”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决定先不与刘进一同来，以后再来拜访。

　　2006年的8月5号是卞校长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个纪念活动，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学生只有我和于羚两人参加。您可能不记得了，我那天是迟到的。我父亲2005年突然大面积脑梗塞，开会当天上午我们子女在医院签字同意安放心脏起博器后，我匆匆赶到纪念卞校长的会场。

　　那天的会上放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我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了。当卞校长最喜爱的歌曲“太行山上”响起时，我又流泪了。我几乎在襁褓时即熟习这首歌的旋律，卞校长和我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中共的“三八式”干部。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为父母辈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学生在您家门口贴的辱骂卞校长大字报的镜头，语言粗鄙不堪入耳。我为我的同学感到深深的羞耻。看完电影后，我站起来代表女附中学生向卞校长和您道歉，于羚也讲了话。在卞校长四十周年的忌日，作为唯一到会的两个女附中学生，我们必须代表全校学生道歉。

　　从那一天以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客观原因是我父亲的病况。我每年假期回国，来去匆匆，主要任务是帮助看护数度病危的衰弱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说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们曾听到一个十分下作的谣言，不知源头在何处，我和于羚都很诧异，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几次，我和于羚商量着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怕去了是打扰，终未成行。

　　在我做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时，王友琴同学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八五的文章。在一处她写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园（现实验中学），在卞校长倒下的宿舍楼前问几个年轻学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回答。当年血的历史能够被如此彻底地遗忘，令友琴同学感到不可原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实验中学校史办找卞校长照片，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中，在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学多年来为“文革受难者”、特别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工作。这个态度，我曾在几处表达过。

　　同时，对于八五事件和广义的文革调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如果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和地交换意见，这样有助于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助于对文革研究的推进。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间，听说徐晓等人在帮王叔叔出一本关于八五事件的书。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与徐晓等人见面，原原本本地将我当时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观点与她们分享。那天在场的还有我一贯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红标。一起吃晚饭时印说了一句我十分赞同的话，做历史研究，应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态度。

　　这些年来，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争论，形成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写过的关于八五的几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面说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历史论文。这篇文章根据我对20余位原女附中师生的访谈调查，附有一百多条注释，于2006年秋在美国一家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届朋友义务将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释）。07年九月初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的周末，我校对了译文，将它用“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并写了下面一段话：“在母校喜庆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

　　前两年，我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作了修正润色，并将注释全部译出。该文已收集在台湾秀威书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中。

　　王叔叔，您是历史学者，是我的学术前辈。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尤其重视最上层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关注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长恰恰惨死在纵容暴力发动文革的时间节点上。

　　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血统论对联的“横空出世”、和上面直接鼓励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出现了最高领导所希望的“乱”，出现了暴力产生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王叔叔，您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这点一定有体会。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当时的语境下，当天发起游斗校领导的高一某班学生的行为，是响应号召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撤离后合法性成为问题的以刘进为首的原师生代表会，以她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前去劝阻游斗打人行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她们的劝阻是软弱无力的。我把她们叫做“软弱的政策派”。

　　王叔叔，在文革发动期，“讲政策”是不符合上面精神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几个人敢出来讲政策？8月10号新华社“造反派”自发游斗“走资派”和有“ 各种问题”的一百多人，规模比女附中大得多。在游斗的过程中，“造反派”“全般武艺”都上了，一位副社长（我想您一定认识）被打得半死。我从远处听到野蛮的喧嚣喊叫声，不敢相信那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发出来的。当晚即有四人自杀，可见游斗现场的惨烈。当场有谁敢出面阻拦？有谁敢出来讲政策？这还是堂堂的中央机关，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国家通讯社！

　　至于宋彬彬，她当时是刘进的副手之一，并不是所谓的“红卫兵负责人”。她八五当天没有任何突出或有别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团队的行为。对于代表会主要成员在批斗校领导过程中和卞校长倒下后，可以和应该做些什么，我在充分考虑当时形势的情况下，在一篇文章中做过讨论。

　　宋彬彬所以在今天仍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八一八”，而不是“八五”。

　　我始终认为，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本身，将注意力集中到宋彬彬身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对“宋彬彬/宋要武”问题的兴趣，是去看一个历史的“迷思”（myth）或“传说”是怎样产生，发展，变形，壮大，而葆有持久不衰生命力的。这让我对中外历史上其他“迷思”或传说产生兴趣。我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我希望有一天会有学者研究一下文革中的传说，“宋要武”传说大概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王叔叔，我的看法您可能不同意。但在父母的老同事、我所敬重的长辈面前，维丽只能说实话。请叔叔理解、见谅。

　　您见过刘进，也许没见过宋彬彬。我06年春认识宋彬彬，对她进行访谈。我和宋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有意识地保持一定距离。我对她的了解是这些年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就像许多国人一样，我对她是有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访谈开始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不相信她没叫过“宋要武”，当面质疑她。

　　我后来反复核查的结果证实，她确实没有改名叫过“宋要武”。在一篇文章中（“从八五事件讲起”），我有些调侃地说，“宋要武”是“全国人民”给她改的名。

　　但她背了四十多年“宋要武”的黑锅，千夫所指，至今在一些人眼中“十恶不赦”，“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一个因机缘（多数为偶然）被造就的“符号”，一个当年不满19岁的青年，应当对文革的累累血债承担什么责任？这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我愿请教历史学者、法律专家和所有关心文革历史的人们。

　　王叔叔，我这些年目睹宋彬彬从初始的满腹委屈和急于辩解，到逐渐地跳出“小我”，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广大的、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深重苦难，一步步地向“外”走，向前走。在这方面，我同班出身社会底层的同学冯敬兰提供的文革受难“小人物”的视角，对宋彬彬帮助很大。她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一月12号在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的含泪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她承受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为外人道的、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我要说，宋彬彬赢得了我的敬意。

　　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

　　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了，其中有您见过面的罗治，和北大法学院教授李红云等人。大家的背景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如果写文章，也都是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点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历史的基本责任感。

　　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但要超越女附中，共同反思文革。我在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中说，从我个人来讲，文革事过越久，世人的文革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很个人的“耻感”。犹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几十年了，没嫌过烦，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文革到今天已经48年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们再不讲，文革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陈小鲁等人的道歉，引发社会效应，让文革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跟进。

　　这个简单的想法，得到大家积极热烈的响应，纷纷出谋划策，陈小鲁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这就是今年一月4号第一次会议的“缘起”。这次题为“八五　记忆　反思”的会议被定位为同代人的座谈会，除了女附中和八中的一些同学，还有几位既是老三届又是文革研究者的朋友，也请了少数媒体。会议的宗旨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这次会议已经整理出一个发言纪要。

　　一月四号的会议是成功的，会上媒体的青年朋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邀请老师参加。一月8号，我们开了个总结会。会后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原初三四班班主任金老师。在金老师家，我们提起年轻人的问题，也表达了希望召开一个类似八中向老师道歉的会议。快人快语的金老师说，要开，就赶紧干，要不就来不及了。随后，文革后出任过实验中学校长的王老师也来到金老师家，“现场办公”，与现任校领导联系，拍板将“老三届学生与老师见面会”（一个刻意不“敏感”的名称）定在一月12号召开。所以这样急，一是为了赶在春节之前，二是为了在周末，三是为了就公事繁忙的王老师的时间。金老师说，时间紧，天气冷，老师们高龄体弱，有的住的很远，能来七八个人就不错了。我也觉得满打满算只有三天准备时间，太紧张了。但当时的感觉，是老师们在推着我们走，师生一拍即合，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大家都很兴奋，都想完成一件在每人心中已拖欠太久的大事。用刘进的话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王叔叔，我在给您信的开头说，12号的会议让我感到一种多年久违的精神升华。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一月四号会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宽容和解”四个字，这是罗治在金老师家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虽然会上有刘宋等学生的发言，也来了不少同学，包括负责做塑像的原六五届同学，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老师们。我们都没有想到，虽然只有短短三天的通知时间，但一下子来了二十位老师，有的年近九十，有的临时停了点滴。看着在寒风中被搀着扶着蹒跚而来老人们，我想落泪。我突然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老师们都白发苍苍，学生们也都鬓角灰白，大家共聚在安放卞校长塑像的会议室，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殊感觉：48年后，我们在共同见证历史。

　　王叔叔，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您在场！

　　一位摄像记者事后告诉我，他注意到，在会议过程中，八五过后用左手给您写匿名慰问信的张老师一直在默默流泪，旁边一位老师的一滴眼泪长久挂在眼角边，她忘了去擦。一位男老师发言说，他得知卞校长的塑像被安放在这间会议室后，远道径直而来，推门而入，向卞校长的像敬了一个军礼，说，“卞大姐，我来看您了”。那位年轻记者说，他听到这里，“再也扛不住了”，一边拍摄，一边落泪。

　　老师们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王老师讲的尤其深刻精辟。胡校长的女儿丁冬红（胡依年）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在现场气氛的感召下，有两个当年斗争过老师的学生当场道歉。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教数学的张老师一席非常朴素的话。他说他四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文革，二十几岁的孙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让后人知道文革。

　　王叔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友琴同学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能够让一些后人想去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以民间促政府，一点点地去“拱卒”，我们也算尽了一点历史责任。您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会被后人永远珍存，您可以告慰卞校长和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了。

　　祝您和家人好！祝马年新春快乐！

　　您的晚辈

维丽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2014-01-25

xuesong

"文革事过越久，世人的文革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很个人的“耻感”。犹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几十年了，没嫌过烦，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文革到今天已经48年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们再不讲，文革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才过了48年，文革的记忆就变得扭曲，荒唐。赞赏这些前红卫兵的勇气和努力；证明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有了升华。期望看到更多前暴民的人性回归。。。

中国的历史有多少是扭曲，荒唐的？大家心中的历史，有多少是一家之言，有多少是小说描述，又有多少是后世对前朝的恶意污蔑以证明后朝的天命所归？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一部“秽史”，感叹！

老钱

真正该道歉的是这个政权。可使，小习不仅不道歉，还要带领文武大臣们去给毛老魔头烧香上供。依老习的刚烈，地下有灵，也要大骂，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