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龙应台，作家，文化评论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本文与香港明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美国世界日报同步刊出。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龙应台就是龙应台，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我们那时刚刚参加工作，每天去广场看热闹，说句心里话，也仅仅是看热闹，因为那时正当改革开放初期，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根本不知道更不明白那些人在闹什么，为什么闹，所以“6.4”过去了也没在心里留下什么特别的烙印。像我这种心里的人在我周围占了绝大多数。

龙应台是具有深刻思维的台湾人氏。台独分子们，比如蔡小英这样的，是不具有这样的思想深度的。大陆的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也不具有这样的文采和思维。

请亚特兰大爱国华侨领袖李秀兰同志认真学习，写一篇心得体会。 如果还有良知的话，还不晚。

泽民

说实在的，那时候中国广大老百姓甚至一般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还只是经济层面（远不像今天），是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还真的不知道或上升到要有更高民主诉求的高度，所以，那场运动，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极少数“中国精英”的运动，没有广大群众基础（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都是去凑热闹的），这也许就是它没有给中国民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记而只成为极少数人的脓疮溃疡什么的原因吧。------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

六四期间，我把家里的生活费都捐给了游行的学生，每天只是咸菜就饭。北京枪响以后，我丈夫要去北京增援学生，被我拦住了。

80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精英”，中国以往发生的革命，运动哪场没有群众基础？中国最不缺少“革命”的群众基础。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一样的“穷”，也一样的“富”。脱贫致富奔小康也就是邓小平南巡以后，民众才恍然大悟的。
64那个时候的学生，知识分子，还真是有那样的觉悟：反腐倡廉，民主改革。反过来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精英”的策划，没有预谋，最后才成了“杯具”。
如果64发生在今天，就难说结果了。今天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无处不在，这大大的会刺激到矛盾的激化，放在今天，相信不只是学生，知识分子，工人，特别是农民都要成立”农自联”了。

转帖：「我是柴玲，我还活著！」

　　十多年来远离公众视线的昔日学运明星、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日前在波士顿受洗成为基督徒。在1989年六四事件21周年来临前夕，她首次打破沉默接受采访。

　　现年44岁的柴玲，与丈夫育有三个稚龄孩子，她一手创建高校教育软件公司Jen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总裁至今，手下有280名员工。尽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而且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内心却快乐不起来，她一直背负著六四事件的沉重包袱。

　　信仰基督教 走出心牢

　　柴玲4月4日复活节在波士顿Park Street基督教会受洗，并用英文发表「柴玲的见证」。经过多年痛苦的精神煎熬，「记忆中积聚了20年来的许多冰块和障碍消除」，受伤的鸟儿终于释放自己，走出心牢。

　　柴玲坦言，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伤害和痛苦」，获得长久以来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静。为此，她尤其感谢她的丈夫Robert A. Maginn Jr，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她的哈佛大学学长，拥有两个哈佛硕士学位，两人因在波士顿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识相恋。柴玲形容，从12年前两人约会开始，「他的爱，耐心而完整」，他们育有三个分别为五岁、七岁和九岁的可爱孩子。

　　柴玲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硕士，1998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她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岁。2000年两人结婚后，共同为事业打拚。尖子班公司提供学生网上教学、登记课程等服务。

　　柴玲回忆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后，经历在中国大陆天罗地网的十个月逃亡，「每天面对著被捕的危险」，最后，「是一群佛教徒冒著生命危险救了我」。她与天安门革命伙伴封从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内四天五夜不见天日，终于在1990年复活节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后抵达美国，不久她与封从德分手。

　　柴玲说：「儿时的恐惧孤独再次包围著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我的母亲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时她离开了我，短短几个月，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相继离我而去，而我喜欢的一份工作，不愿意因我而影响跟中国的生意，接著是一些恶意的中伤和攻击，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吗？」

　　当年同为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华府任牧师的张伯笠，是少数见证柴玲被痛苦包围的人之一。张伯笠说，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中，柴玲说不想活了，一个人走不下去了，他回忆，「她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测度，只记得那次的相见，整整一盒纸巾都未擦干她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