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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的惨败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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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0 12: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了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新罗、百济和高句(此字念“勾”)丽都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新罗和百济占据了半岛的南半部,高句丽则不仅占据了北半部,还占有中国的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唐初朝鲜半岛形势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大概就源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生产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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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20 1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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