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四落雨时

今年6月4日，是天安门事件21周年。21年来，每到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当局总是希望尽量鸦雀无声，想方设法“维稳”，而海内外总有人不忘这段历史，以各种形式悼念死者。

对于21年前在北京以及许多中国城市发生的惨剧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由于当局实行的屏蔽式教育，许多中国的80后和90后们，不知道或不关心所谓“六四事件”、“六四屠杀”为何物。但是，一如既往，中国许多地方、一河之隔的香港以及许多华人居住的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不少当事人或关心中国的人，仍在年复一年的努力记住这个悲剧。

按照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当时美国政府估计，在89年6月初，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北京中心地带的解放军，大开杀戒，打死了180到500民众。文件说：解放军在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同民众“战斗”了好几个小时才在黎明时分进入天安门广场。死者家属之一的北京的大学老师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受害者家属群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经过多年寻找挖掘，找到并核实了300多位遇难者的身份。

在中国，“六四事件”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搜索，能搜到80个有关网址和条目，大多都是中国政府关于“六四事件”的评价和观点。如果输入“六四”，则能搜到30万条，但大多是和六四式手枪有关的条款。输入中文“六四事件”在谷歌搜索，相关词条有 2千1百万条。输入英文“天安门广场事件”，也有1百30多万条。

89期间在北京驻站的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发表博客文章说，到底天安门事件死了多少人，可能永远是个谜。不过，纪思道说，有可能死亡数千，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根据现有证据，老百姓死了大约400到800，而警方和军人也死了五、六十人。纪思道说，民众受伤的也有8千人，还不包括外地的。另根据前苏联档案，当时苏共政治局在6月4日开会记录说，北京有3、4千人死亡。

在今天的中国，“六四”这个词条，一直是互联网论坛遭到屏蔽的词汇。写文章如果出现相关词汇，一般也会被网管删除。

服务器设在美国的博讯新闻网报导，又到了6月初，天安门地区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警察全都换上战斗帽。该报导还配发了几张照片，显示戴战斗帽的警察已经多了很多，而且正在天安门广场抽查路人。

6月1日，丁子霖、张先玲等一百多名“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发表文章，祭奠亡灵。悼念文章说，“六四”屠杀夺走了他们200多亲人的生命。当年邓小平江泽民对外国人都承诺，在适当时候公布死亡名单和人数，但是，当局一直没这样做。“不讲诚信，说出来的话不算数。”这些“六四”受害人说，“六四”十周年，他们把“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当时的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告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院接受了他们的诉状，但十年过去了，杳无音讯，没有下文。

这些“六四事件”受害人说，这么些年来，当局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跟踪、盯梢、窃听电话和手机、干扰电脑通讯、偷拆没收信件，甚至任意拘押、抄家、冻结捐款、剥夺行动自由和祭奠亡灵的权利。
*高瑜：当局应对受害者有所交代*

高瑜是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曾因“六四事件”坐牢，后来又因为写文章获罪，判刑六年。她在香港政论刊物“争鸣”上发表文章“‘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思考”。她说，“中国自诩为是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了，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调查，也没有对无辜被屠杀者、对全国各地被迫害者做一个应有的交代，而且迫害一直延续到现在。”

6月1日，北京作家周舵发表文章，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周舵是当年同戒严部队谈判让学生安全撤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四君子”之一，后来因“六四”被关押一年。他在文章中说，“‘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日要到了，表面上看，执政当局以“拖”字诀处理六四遗留问题似乎很有成效--当年的当事人除极少数外，全都风流云散，沉默的沉默，驯服的驯服了：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极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淡忘了，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这回事。”

正是因为“六四事件”在中国一直是政治禁忌问题，一般人不敢、不想甚至不屑谈论。“六四事件”18周年，成都晚报曾刊登一则有关“六四”的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结果报纸遭到整肃，编辑记者7人因此被下岗，该分类广告栏目被取消。自由亚洲电台曾援引四川独立撰稿人邓永亮的话说，广告的责任编辑都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向坚强是个矿主，损失了64个矿工。这个人要向64个人的母亲致敬。”该广告刊登者个体经营者陈云飞因此被监视居住半年。

据陈云飞后来透露，他当年也曾成功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紫阳千古”的广告，也遭到宣传部的追查。责任编辑告诉他，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是王紫阳、李紫阳……别说赵紫阳，让别人自己理解去。赵紫阳是当时中共总书记，因为立场问题下台遭到软禁并在五年前去世。

当年在政法大学就读并经历了89事件全过程的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说，成都广告事件说明当局的遗忘教育非常成功，20几岁的人就完全不知道“六四”这样的事情存在，不知道“六四”和相关话题是重要政治禁忌话题。

不过，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报，6月1日国际儿童节，在其B16版儿童特刊上刊登一副漫画：一个儿童，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用粉笔画出几辆坦克，并在最前面的坦克前面，画了一个人。这显然是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外长安街上，冒着生命危险阻挡戒严部队坦克前进的王维林。

说到遗忘教育，北京学者陈子明也曾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中学的历史教材，完全把89年发生的事情绕过不谈。这位被说成了89民运幕后黑手的学者，因为 “六四事件”而坐牢多年。他在“六四”18周年时对美国之音说，他研究了中国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

陈子明说，这本历史教课书的政治部分，也谈到了文革和11届3中全会。谈政治部分，主要是中国外交、台湾问题、祖国统一，还有香港、澳门回归，而 89民运和“六四事件”，“压根儿一越而过”。北京学者陈子明说，现在中国好多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当时那段历史一无所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教课书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什么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几个中共一把手，大家全不知道呢？因为在这种教课书中，没有他们的任何踪迹。”

记者就曾在广东问过一个70后，这位女士说，没听说过华国峰。华国峰是毛泽东76年去世后上台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他主持下，逮捕并审判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所谓四人帮。但他后来由于坚持“两个凡是”被邓小平及其支持者赶下台。华国峰07年中共17大上在主席台最后一排最左面的座位上酣睡的照片，曾出现在西方媒体上。

北京学者陈小雅，是第一部关于“六四事件”的历史书籍《八九民运史》的作者，后来因政治观点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下岗。她在海外的新世纪新闻网上发表文章，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她对“六四”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等人之间当时以及后来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后认为，当时镇压的执行者、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本来同镇压的反对者、总书记赵紫阳，有许多共同语言和观点，只是因为杨尚昆有掌握军权(军委主席)的欲望，导致最后关键时刻杨尚昆站到了邓小平的一边。

不过，北京军医蒋彦永曾写文章，披露杨尚昆生前曾对他说，“六四事件”一定会得到重新评价。

虽然“六四”在中国大陆被官方刻意安排遗忘，但在同深圳一关之隔的香港，每到“六四”时期，却是民主派或要求为“六四”平反的民众，举办活动最多而且是最活跃的时期。

美联社报导，5月30日，香港有2千5百多民众，冒着滂沱大雨，参加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的集会游行。连续20多年，每到“六四”，香港就有数万民众，聚集到维多利亚公园大球场，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晚会。1990年首届烛光晚会和20周年烛光晚会，都分别有15万民众参加。这几个数字，成为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同类集会“之最”。

20多年来，香港举行了无数纪念“六四”的集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展出，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到了今年的5月下旬，香港当局首次干预有关“六四”的展览，没收了几件有关“六四事件”的浮雕，还拘留了包括议员李卓人在内的多位支联会人士。

在北美，沉寂多年的89年天安门学运积极人士柴玲，打破沉默，首次出面谈“六四”。她将在“六四”期间来美国之音参加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与此同时，这位当年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在5月底接受了北美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采访。

柴玲当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运遭到镇压后，柴玲流亡海外。世界日报报导说，柴玲今年4月在波士顿受洗成为基督徒。6月3日，柴玲将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中国祈祷会，为中国的前途、“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受迫害的宗教徒以及一胎化受害者祈祷。

在“六四事件”后政府通缉了20多学生和积极分子，北大学生王丹名列第一。他后来数次坐牢在90年代末期被从监狱直接放逐到美国，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目前在台湾教书。他6月1日发出新闻稿说，他和一些人士，将在“六四”晚间，在台湾大学椰林大道举行“六四”纪念晚会。王丹说，“六四事件”不仅仅是对岸发生的政治事件，也是一群学生为民主牺牲的事件。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唤起更多人对民主的珍视，参与民主运作，实践民主精神，不让民主这个字眼沦为空泛的口号。

在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星期一发表文章，谈“六四事件”，题目是“普通人的丰碑”。张祖桦曾是团中央常委，因“六四事件”而脱离体制成为自由派作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张祖桦是为作家小乔的新书《我的一九八九》所写的序。张祖桦说，1989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参与到其中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有数以万计像王维林一样的普通中国民众。

张祖桦说，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成了八九民运的主体，正是他们用自己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为中国人在自由民族之林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作家小乔是上海居民李剑虹的笔名，目前人在欧洲有国归不得。中国政府下令不得入境，小乔从香港经罗湖海关，结果被拒之门外。小乔即将在香港发表的新书《我的一九八九----六四亲历者访谈》，记录了十个“六四事件”亲历者的事迹和心路历程：

马国春是原首钢职工，6月3日晚在新华门、六部口一带，“亲眼看到军队开枪杀人，好几人中弹倒下，有人当时就死了......我还看到被坦克轧死的人，人被压成薄薄的一层，像画儿似的，想收尸都不行，根本就拈不起来。”马国春因为向军人扔了从军车上捡来的催泪弹，被以流氓罪和抢劫罪判处11年徒刑。 99年刑满获释。

被小乔收入其书的还包括：

北京燕山石化总场职工武文建。当时他19岁因为参与“六四事件”遭到解放军暴打，后来带头示威游行被定性为暴徒判刑7年。95年获释。

北京橡胶供销公司干部孙立勇。他当时在长安街儿童医院和复兴医院一带，目睹许多民众中枪倒下，他拍下许多伤员、尸体照片。91年4月，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满获释移民澳大利亚。

孙宝强，上海炼油厂女工。小乔记录她的话说，89年6月3日夜间，她从美国之音收听到军队在北京半夜里清场，屠杀无辜学生、市民的事情。5日清晨，她到上海街头大声疾呼：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空前绝后，惨绝人寰！8月，孙宝强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刑3年。

艾鸽，原中青报驻云南记者。89年6月5日，他写了一篇“就北京惨绝人寰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六四”后被捕，判刑两年半。06年流亡法国。

孔天乐，89年是河南大学法律系学生。89年5月同上千河南大学生一起到北京声援北京大学生。后来遭到调查和整肃，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再后来到处漂泊打工，抵达澳大利亚学习、工作。

上海作家小乔在本书的后记中说：“令我遗憾和痛心的是，‘六四’事件过去了20年，在国内却至今仍是言论禁区，媒体被禁声，公众被长期剥夺言论和知情权，‘天安门母亲’难属和当年被判长刑、长年遭受监禁、折磨的‘六四’抗暴者们（所谓‘六四暴徒’）继续遭受着专制政权的迫害打压，民间纪念‘六四’的活动也一再受到压制，年年‘六四’周年纪念的‘敏感期’都有大量公民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旅游’。我联系、采访的一些近年获释的‘六四’抗暴者，由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遭受长期的痛苦折磨和至今还在遭受着长达五至八年‘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的迫害，对公开披露自身的遭遇和揭露当局的罪恶，他们仍心存顾忌。”

病！口口声声六四

"按照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当时美国政府估计"  估计个啥子？

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政治舞台了...可惜啊.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引用第4楼游客于2010-06-01 23:20发表的 回 1楼(游客) 的帖子 :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鲁迅笔下刻画的中国人入木三分。

这个网站好像都在谈政治的啊，有点大陆的色彩...请问你们是否仍然活在政治的色彩里？

64将近，怀念是常情，不怀念是“道理”，每个人的见解不同。
因为你不怀念，所以大家都有“病”了。

政治难道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吗?再说我们党不是一直强调要讲政治吗?怎么一提六四就
不要谈政治了，嫌政治气氛浓厚了?可笑。

你肯定没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