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川省民性/ ： /天下四川人/里摘抄的: 任乃强/1894一1989/

任乃强/1894一1989/四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论/川省民性/
　　
　　一.脑力.蜀中山水秀逸.人多聪慧.神经迟钝.而思想发达.具巧思.多奇技.虽三江人民相
　　
　　较.亦无不如.
　　
　　二.仪容.因不习社交.大都局促委顼.牵拘鄙陋.应对进退.多所抵触.在各省中为最劣者.
　　
　　三.器量.大都狭隘褊急.浅小不能容于人.多讥刺.少溢美.疾恶如仇.而不能慕善.喜自夸.

　　四.心数.平直仁厚.不尚矫饰.凡狡险狠毒欺伪巧夺之事.皆不肯为.慈善心颇发达.惟不能
　　
　　泛爱.
　　
　　五.性情.大都倔强躁急.暴戾善怒.难谄而易矫.喜静尚玄.不嗜功利.放荡恣肆.不能检束.
　　
　　六.志趣.大都卑蕞蕞陋.趋细利而急近功.轻实质而重虚荣.凡远大难致之业.皆惶骇不敢
　　
　　为.
　　
　　七.好尚.好烟酒.啜茗.博弈.游戏之事.罕有能发奋自强者.......

        八.风俗.重廉耻.崇节义.敦礼让.饬虚文.虽重族谊.而父子之间不能共处.迷信鬼神.占卜
　　
　　巫觋僧道之流充斥社会.
　　
　　九.体质.強劲壮实.罕夭死者.声音重浊而宏大.目光而強健.皮肤黎黑粗厚者多.
　　
　　十.语言.大体与京语相似.发音轻重.语调缓促则随地不同.......

     转摘者： 本人是四川人， 绝无抵毁之嫌。

据任乃强（1894—1989）先生研究, “ 街” 字不是中原古语, 而是“ 出于羌、氏、蜀、僰等民族语言, 表示为氏族酋长所驻的市易集中之处⋯ ⋯后汉时, 街衙通为一义, 又才使用到指京城的市街” 《成都城池变迁考》。因此, 西汉以前的中原典籍中是找不到“ 街”的。

任乃强，字筱庄（1894－1989），出生于南充县双桂乡。1905年就读于南充县立高级小学堂。1915年得老师张谰、卢子鹤的资助，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堂（今北京农业大学）。在校期间，因参加“五四”运动，组织前门外的演讲活动而遭军阀政府逮捕，后经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年毕业，在北平《晨报》供职。
    1921年，任乃强随张谰返南充，任县实业局长。协助张谰办地方自治，创办四川省第一所新型中学－－南充县立中学，兼教务主任。此间，赴上海、南通、无锡等地考察后，提出兴办职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发展桑蚕、桐油业，以此振兴南充经济。他的这些见解，很快得到张谰的赞同。在学校增设农蚕、师范二部，实行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培养了地方实用人才。为增长学生热爱乡土，建设家乡的观念，他首开全省《乡土史议》评说，自编教材，自任讲习。同时创办《实业半月刊》，自己撰文、编辑、发行。五年间，先后出版120多期，评击时弊，宣传实业救国，直至1926年辞去实业局长后才停刊。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于1928年写成了巴蜀史地专著《巴蜀史议》一书，首次以现代地理学角度阐述了巴蜀地理特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对四川的史事、文物也多有考研，当即被四川省一些高等院校选为教材。同年，受聘担任《新修南充县志》协纂工作。他用半年多时间，走遍全县各乡镇，察看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名胜古迹，寺庙祠墓，土质物产等等。诸凡有存史留志者尽皆广采博搜。并以科学的观点剃除旧志糟粕，吸收其精华。他分担纂修的舆地，物产两分志，对南充县的土质、气侯，主要农作物栽培等均作了精辟的考订和叙述，《新修南充县志》出版后，这两篇分志颇受好评。
    1929年，任乃强应胡子昂先生之邀，赴川边藏区的康巴、丹巴、泸定、甘孜、道孚、理塘等县考察，步行数千里，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成《西康图经》（地域、地文、民谷）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被誉为边境之良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3年，任应张谰之邀，一行五人赴广西等地对华南民族进行实地考察。行至重庆，被刘湘（时任四川省主席）约请参加教育改革会议，任向会议提供的改革方案，被“教育改革推进委员会”的委员们以7天时间研讨了实施细则。会后，随从张谰途经上海，赴广西。并撰写成了《峡外游记》一书，介绍沿途风景名胜，人物民俗等，连载于重庆，上海各报。返川后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中校长，四川大学农业学  院筹办工作。
    1936年，筹建西康省，任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1942年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主任，为编纂第一部《西康省通志》作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撰成《康藏史地大纲》等专著，以及《吐蕃丛考》、《泸定导游》、《  萨尔王传》、《辩王晖名棺》、《芦山汉石图考》等一系列论文与研究报告，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轰动，郭沫若赋诗赞叹：“诚哉艺术足千秋”，国外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大卫·尼尔等都非常推崇。其间，任鉴于国内出版的康藏地图部份，既简而不详，又多皆乖误，国外出版者，有的别有用心，有的肆意纂改，他乃奋力致志于康藏地图的测绘和校正工作，终予绘成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康藏地图与西康省各县分图。尔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军用地图之蓝本，受到党和政府的赞扬。
    1943年，任应聘华西大学当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次年，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考察，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康藏地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并有独到见解。
    1946年，任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他发起组织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康藏研究社”。主编《康藏研究月刊》，三年多时间，出版了29期，对藏学研究颇有成就。同年，参加民主同盟，积极跟随张谰先生开展民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乃强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极不应有的对待。但他在坎坷崎岖的  小道上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相继完成了《四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解》、《四川军阀混战图记》、《四川历史地图》等多篇著作。1960年后，他发奋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50多万字的巨蓍，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美国洛山机《论谈报》1988年9月30日评论称之为：“西南古代之百科全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的冤假错案得到彻底纠正。先后任政协四川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历史学会、民族学会、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四川省30多个地、市、州、县地方志顾问等，同时，还担任四川民族学会、四川历史学会、南充历史学会理事、理事长。自1979年以来，他虽已年过80高龄，仍孜孜不倦，伏案秉笔。相继撰成《民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史新探》、《川藏边区历史资料汇编》、《山海经新探》、《周诗新诠》、《四川地名考》、《四川地名考释》、《张献忠》等十多部著述和近百篇论文，约500多万字。《张献忠》是一部历史章回小说，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他在1986年和1988年两届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奖。
    任乃强一生治学严谨，经世致用。他提出的《四川教育改革刍议》，主张学用一致的教学原则，在全川教育界引起了共鸣。当祖国  “四化”建设时期，他把数十年研究的心得，向中央提出《采金刍议》，为开发青、藏、康高原的黄金资源提供了可靠依据，被冶金部特聘为黄金开采顾问。他桑梓情深，“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隐避南充县双桂家乡筑岩洞以居，还为天宫山崖墓的发掘与考证劳神费精。1993年6月底，他年逾九旬，还专程来南充家乡，向出席全地区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的500多人作辅导报告，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临终前，再三嘱其子女将他节衣缩食积蓄的存款捐赠给家乡小学，作为奖励优秀学生的基金。由此可见，他已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华无私的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汝知否：“爸爸”，“妈妈”亦非传统国语。而是泊来语－－－自西方传入［有如现实“酷“从cool而来］。其历史充其量不过１５０年。中国传统称呼为：爹，父亲；娘，母亲；及各地均多俗称－－不一一列举。
因此鄙人以为，自后汉起即成中文之词，当算得上“中原古语“。否则“古诗词“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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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云飞

说四川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省份，这话正确到近乎废话，没有多少含金量。只要你是中国的省份，历史都短不到哪去，因为中国历史的“胡子”太长了。但套用托尔斯泰伯爵的话来说：历史的悠久是相似的，但悠久的内容却各有各的不同。历史不是悬浮之物，它是附着在地理山川、土地物产、民俗风情、制度演化上生长出来的，一代代不乏踵武其后者，却又逐一谢幕，严酷到没有任何的例外。

“云横秦岭家何在”，是唐代文学家韩愈遭贬时的喟叹和伤感，而对四川人来说，我们的家就在秦岭之南。四川夹在两条孕育中国文明的大河——黄河和长江之间，可谓两条大河的分水岭。地理上有北方的雄俊，又有江南的秀美，也使得四川人的心灵介于文野之间，其历史的多姿多采必然有特出他省之处。

一位和你们一样向往着四川的远方行者，十三世纪到达成都时说：“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世界之人无有能想像其甚者。”这个人叫马可波罗。今天你来四川，未必能见马可波罗之所见，但你也能见马可波罗之未必见。历史如逝川，逝者如斯夫。

一：四川的胎记

未到四川之先，我们先来做道问答题：四川之名何来？你如果答：巴蜀有四条大江大河，故谓四川嘛。恭喜你，答错了。尽管四川有众多的江河湖泊，但四川之名的来历，与江河湖泊没有任何关系。

公元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宋朝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调整——在唐代的剑南道分东川、西川道的基础上，宋将西川、峡川二路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别为今之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总称“川陕四路”，简称“四川路”，这便是“四川”得名之始。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合并四路为“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按元朝的政制，中央行政机构称为中书省，而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而简称“行省”。“四川行省”便简称为“四川省”，四川之名虽然在11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的诏书中就曾正式出现过，但真正水到渠成还是此时。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四川之名外，四川还有一块像历史胎记一样的美名——“天府之国”。从历史上看，“天府之国”原先主要是指以成都平原为主体的四川盆地，像川西高原和所有的高山地带，并没有如此美妙的表扬。但随着四川行政区划和地域文化的稳固，这一名称扩张成为对全四川的指称。“天府”在《周礼》一书中是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后来用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之地。但《战国策》、《史记》中的“天府”，主指关中平原地区。

第一次把“天府”之美名冠诸四川的，便是在历史上以贤智著称而几近于妖（鲁迅语）的诸葛亮，其《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蜀产史学家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中也说：“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上面两则垂诸久远的“广告”使四川美名大噪。

二：蜀人有眼疾吗？

自有四川之称呼以来，全川奄有巴蜀之地，巴蜀常作为四川别名的一种对举性称呼出现。但事实上四川也简称为“蜀”，因此弄清楚“蜀”的称呼和字义来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

四川历来交通不便，尤其在古代与中原相较，别有绝域殊方之感。李白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就是此种实况的诗意佐证。汉代四川学者扬雄就曾说：“蜀”就是“独”，“独”就是“不与外方同”。“不与外方同”就是在地理、文化上有其与外面不相同的独特性。

但“蜀”人是不是独特到他们的相貌都与中原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呢？我觉得也许是有可能的。甲骨文的“蜀”字确像纵目之形，这与今天三星堆、金沙地区所出土的许多面具有一脉相通之处：眼球凸出，眼睛是竖着长的。眼睛竖着长或许过于夸张，独特得像残疾人或许亦未符事实，但和蜀人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古代羌族的一支——“氐族”不无关系。这一队人马，从今天甘（肃）、青（海）、川走廊，顺着岷江河谷，从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翻过九顶山，他们就看到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一边进入今天的绵竹和什邡一带，另一边则进入湔水河谷，到达成都平原的北界，即今天彭州和都江堰交界的海窝子。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以到达今日的都江堰。

住在海窝子的这支古羌人就是史称的蚕丛氏，因此有学者认为“蜀”就是蚕，古蜀王蚕丛教民栽养蚕桑，使四川成为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到了宋初成都人黄休复还在《茅亭客话》里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民”，所以唐宋两代成都蚕市异常发达。当然，也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出现的“蜀”字是商朝统治者对蜀人的蔑称，因为在他们看来“蜀”是一种像蚕但又能蛰人的毒虫，仿佛可以此骂蜀人为残疾人。其实更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古蜀人对蚕的图腾崇拜亦未可知。

三：一位农民引出的重大发现

1929年，广汉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自己住宅旁淘水沟，发现玉器一坑，约三、四百件之多，由此引起考古学家和古董贩子的关注，以致当时成都有不少“汉州玉器”的假古董充斥市场，拉开了“三星推”被发掘的序幕。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家、美国人葛维汉和学者林名钧发掘了部分石壁、石斧等器物，彼时尚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后，认为三星堆是古蜀曾经与中原地区有直接接触的证明。

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文管会和川大历史系在三星堆做了进一步的发掘，但天不遂人愿，没有更多惊人的东西出笼。考古发掘的偶然性使三星堆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要到燕道诚最初发现半个世纪以后的八十年代初，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取土时，又一次发现了许多古玉器等。四川省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1986年7月至9月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青铜神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皆耳垂穿孔，算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戴耳饰的实物例证。

突然的重大发现，给考古界、史学界带来了许多难解之谜。正当大家莫衷一是，连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国是如何消亡的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2004年因房地产开发而掘及的金沙出土文物被发现了。考古学家发现金沙许多文物与三星堆高度相似，金沙一个20厘米的青铜小立人就是三星堆那个2米的青铜大立人的微缩版；而祭祀坑里都有大量象牙、青铜堆积在一起，且有火烧过的痕迹，透露出明显的文化递进及宗教承祧关系。

三星堆出土的铜人面像、跪坐小铜人像、铜眼托兽面相、金面笄发铜人像以及金沙金人面相，似乎都在支持甲骨文“蜀”字的解释：凸出支楞的眼睛、诡异古怪的面具、夸张恣意的神态，无不暗合《说文》里所说：“蜀，葵（桑）中蚕”，从而证明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是蚕丛氏后代的杰作。至于金沙遗址把一个背景和含义都还甚为模糊的四鸟绕日，匆忙定为太阳神鸟，还申请为全国文化遗产标志，在我看来大有可商榷的余地。其实这四鸟绕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四凤朝阳，与埃及的太阳神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把埃及十座金字塔所在地吉萨的谐音“金沙”定为遗址名称了。为什么要定名为“太阳神鸟”而故意显示其神秘呢？那当然是因为旅游的商业因素在作怪。其实金沙遗址毋须此牵强也能大大地吸引游客的观览，何必多此一举呢？

如果用数字来表明一下我对古蜀历史的一个鉴定的话，那么我基本上同意目前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公元前3000多年的蚕丛氏对应宝敦文化遗址；而柏灌氏则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文化对应物为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鱼凫氏则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其文化对应物为成都十二桥早期文化；杜宇氏则在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000年前，其文化对应物为成都十二桥晚期文化；开明氏以及秦朝则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使得巴蜀文化有了更多的融合。

四：巴蜀恶搞

像成都重庆这两座以前同属一省，却时常互掐的城市，如果不搞名字上的一一对应，算上秦灭巴蜀之前，各自作为蜀国、巴国的国都，便颇有些时日了。人类战争的核心，无非是各种资源的争夺，巴蜀的争斗亦不例外。在巴国定鼎江州（重庆）之初，蜀国的强大是不容置疑的。早有常璩的《华阳国志》里说杜宇施政西川，却也泽惠巴国，正所谓“巴亦化其教”；晚有《太平广记》和《路史．国名记》的“昔蜀王栾君王巴蜀”，也就意谓着蜀王统辖着巴国。但随着后来巴国的强大，逐渐蚕蚀蜀国的地盘，打破了巴、蜀两国固有的平衡，于是就有《华阳国志》里所说的“巴与蜀仇”和“巴蜀世代战争”。

巴蜀两国的争斗要由第三方来消弥，因为他们互不服气，二者的力量都不足以收拾对方。来收拾巴、蜀这两只“鹬蚌”的，便是从北方长驱南下的“渔翁”秦国。所谓秦国用五头拉屎成金的金牛骗取开明信任，以开通川陕古道，而自取灭亡的事，自不能完全坐实。真正直接负责收拾开明帝的便是张仪、司马错，还好，这“渔翁”还算有点远见，不用竭泽而渔的蠢举，而是置郡让其成为永远为自己生利的领地。于是成都、重庆作为城市的雏形，无意间由他们来奠基建设，开辟草莱的光荣便记在了他们的名册上。

按常规想法，既然巴郡、蜀郡只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郡，总该消停不扯皮了吧。不，巴蜀之间，有时真是不按牌理出牌，你让他们消停，好像他们全身骨头都发痒一样，不舒服。到了汉高祖八年亦即公元前199年，老天爷看到巴蜀两郡中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吃饱了撑得慌，也忍不住发怒了：“昔巴蜀争界，历岁不决，汉高八年山自为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惧天责罚，乃息所争。”（《太平御览》166卷）原来为国家的土地争斗不已，现在又为郡望的边界纠缠不休，弄得上天都烦他们老爱玩这种一成不变的争斗把戏。至于“乃息所争”，只不过是文字记载者的一厢情愿，后来的精彩演出还没登场呢。

五：工作着的文物

长城是曾经的辉煌，金字塔是死去的纪念，秦兵俑是专制的见证，这些世界奇迹多半不是为活人服务，而是为死人增威。依在下私见，这等奇迹少有一些世界会变得更好。虽然我不会愚蠢到鞭古人之尸，正如史学家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序中所说，“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但说它们并未给民众带来多少福祉，大抵是符合事实的。唯独不朽的都江堰，千载以下依旧泽被黎民百姓，惠及大众苍生，居功至伟，泛览世界，无出其右者！

没有比老子“上善若水”这句话更能体现出水的本质。就谙熟自然的古怪脾气，摸透至柔至刚的水性来说，李冰的确算是天才绝代，领袖群伦。其实他治理都江堰的路数，并不是其独自臆创，无非承袭自禹的教导，导水之天性，顺陵谷之地势，得其利而去其弊。常人或许以为对都江堰的伟大功用不必过于夸张，因为在其看来无非沾溉整个川西平原及部分川中丘陵地区而已，但在国家板荡之时、民族危亡之际——南宋抗金、阻击蒙古和抵御日本侵凌等——四川所起的特殊作用里，岂能没有都江堰的绝大功劳？

2300年过去了，这座沾溉不止的丰碑，依旧作为文物在工作着。作为文物而又还能工作，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例证吗？套用一句流行于中国的广告语：四川没有都江堰，四川将会怎样？我想四川历史的走向和书写将是另一番模样。

六：“李白—瓦雷里”难题

古代铺设道路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被大山大河阻隔的蜀道尤其是古代四川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样的难题，直到如今兴起的高速公路、高铁热及民航业的发达，蜀道难的问题才逐渐得到改善。感叹蜀道难的人可谓夥也，但真能把蜀道难形容入骨的却只有李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本身已够令人生畏，再来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彻底把蜀道难的困境，一下子描写到无以复加的顶峰。

欧洲的道路自然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倾向于交流，而在道路修筑上倾心尤多。但是交通依然是个制约民众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大瓶颈。对道路的使用中最需要讲究时间和效率的，无疑是战争时期。当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相隔1800多年的两位战争狂人，是如何受困于交通之制约，而无法大展拳脚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不果，引起巴蜀人反对。于是汉武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在代汉武帝写了一篇《喻巴蜀檄》后，又作了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

出入四川固然有很多条道路，但最重要的是旱道川陕道、水道峡川路，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5次，而由夔门水道得手的有4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从历史上看由水道路过的名人计有李白、杜甫、岑参、张祜、陈子昂、张说、孟郊、白居易、刘禹锡、杨炯、苏洵、苏轼、苏辙、范成大、陆游等人。而由旱道川陕道入蜀者则有张载、柳宗元、王勃、卢照邻、岑参、唐玄宗、杜甫、王维、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显、李商隐、陆游、王士性、俞陛云等人，至于近现代就更是数不胜数。水道上固然少不了诗酒流连，但在旱道出入，更能留下不少旅痕足迹——兵旅征伐、商贾转输、公文传递、皇帝下诏、官吏往返等多取此道——间有题壁吟诗，颇有几分意趣。

从唐代大诗人杜甫到清末来四川监考的学者俞陛云，中间有旅行家马可波罗、地理学家王士性留下比较详细的行程记录，但其行进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再一次证明在工业化社会以前，“李白—瓦雷里难题”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四川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说：“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而这些古迹还能在川陕古道如剑阁的翠云廊等找到其踪迹，可供大家观察古代的“高速公路”是一番什么模样。

七：暗藏在帝国边缘

四川的地势走向，地形结构，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处于巨山大川的四面围堵封锁之中，被屏蔽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之地。其地形主要由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组成，西部是高原区，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盆地西部为邛崃山，东部为巫山，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北部为大巴山，这就促成了四川在很多方面的“躲进盆地成一统”。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割据政权能够自给自足，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不乏“吃螃蟹”者。

第一位在四川称帝的是蜀郡太守公孙述，接下便是蜀汉的偏安，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16国中，最先便是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建立割据政权“成汉”，终于在347年2月被桓温灭掉。从桓温灭成汉至隋朝建立，其间230余年中，成都历经东晋(其间尚有公元348年范贲称帝于成都，简直是对桓温的迅速讽刺)、前秦、谯纵(东晋末年杀掉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南朝的宋、齐、梁(武陵王萧纪亦曾称帝于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等八个政权的统治，其政权更换频率之高，唯有中国的五代十国堪与媲美。

对于一些人说蜀人乐祸贪乱，宋代蜀人张唐英说：“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南宋蜀人李更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其他分别是扶风卒正公孙述、竟陵州牧刘焉、颍川降将锺会、略阳流人李特、抱罕人程养道、彭城人刘连季、太原人王谦、作乱于留复的刘辟、舞阳人王建、邢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后来在蜀地割据的张献忠、明玉珍政权亦非蜀人无疑。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偏安一隅而称帝呢，自然是因为此中有许多好处的缘故。诗人王尔德一语中的：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

八：一项伟大的发明

唐宋时期的四川，其繁庶是有目共睹的。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加重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10贯重65斤，小铁钱10当铜钱1，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2万，重达130斤——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到了宋初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交子。

交子的发行，是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其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一些人就主张废除交子。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披露说，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弄得懂的鬼名堂。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让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曾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

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糜，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的十分之一。作为信用货币，其没有信用必然是致命的。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意义。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它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它的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我认为交子的发明，是四川人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

九：四川抗击蒙古

在蒙古入侵四川之前，四川虽然也有少量的战乱，但其毁灭程度远不能跟蒙古的侵凌掠杀相比。如果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宝敦文化遗址、三星堆、金沙来看，在13世纪以前，四川少说也有近四千年的发展史。在近四千年的发展中，巴蜀民众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文化，都江堰、蜀锦、雕版印刷、蜀石经、唐宋佛寺壁画、交子等，还贡献了扬雄、司马相如、李白、三苏等高质量的文化人。不夸张地说，宋朝是四川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顶峰，其在全国的地位非常显赫。被蒙古侵凌后，即便是八百年后的今天，四川远没有达到它当时在全国的辉煌地位。

蒙古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12、13世纪横扫整个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1228年至1279年，四川在南宋军民的支持下抵抗蒙古达51年之久，这在蒙古的侵略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蒙古灭金耗时22年，用21年的时间灭西夏，至于征服其它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可以说，没有四川军民扼住长江上游，阻挡蒙古军队长躯直入——四川还向国库提供了占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赋，此点和七百年后的抗日战争相似——南宋的倾覆将会快速得多。蒙古统治者纠缠于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战略失误，灭绝人性的大量烧杀掳掠所激起的惊人反抗，以及南宋理宗前期正确的应对方略，是蒙古与南宋之战陷入泥淖的原因。

四川对蒙古的长期反抗，使得蒙古统治者终于在谋臣的劝戒下，放弃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杀掠。蒙古平定江南、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时屠城较少，就是四川民众长期坚韧不屈的反抗带给他们的教训，使他们有所收敛，这从客观上保全了中国南方许多富庶的文明之地，为中国文明在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下得以保存了不坠之血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259年蒙军统帅蒙哥汗病死于重庆的消息，传到正准备在大马士革与埃及军队决一死战的旭烈兀军中，他意识到其兄之死必然会带来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于是保存实力，抽走精锐之师，为自己在中亚一带称帝建国做准备，由此使得埃及文明免于蒙古铁骑的蹂躏。

由于长期的战乱，使得四川许多阀阅望族、文化世家迁居东南一带，与快速发展的江南经济同步，在元、明、清三朝创造了其它任何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宋朝四川状元多达13位、进士880名——杨慎对四川的衰落痛心疾首：“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靡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杨升庵遗集》）四川的隳败于斯可见一斑。

十：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四川遭遇蒙古的烧杀掠夺，但浩劫并未有结束，到明末清初又来了一场明军、清军、流寇长达51年（1630—1681）的拉锯战式的蹂躏。神仙打战，凡人遭殃，是小民百姓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何况有张献忠这样丧心病狂的屠城者，四川的惨状不难想见。成都这样在宋代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清初竟是人烟荒芜之地，连老虎也大摇大摆地从青羊宫到浣花溪喝水，十室九空都不形容其所遭受破坏于万一。

同是异族入侵，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更有长久发展的眼光，元朝没有对四川做出相应的恢复性贡献，而清朝则大规模鼓励人口密集和紧邻四川的省份的民众前往四川去开创自己的未来。四川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七次：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亦因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七次入川的移民潮，对四川影响最大的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此次入川移民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是其它几次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次不是政府强迫的无奈和战乱的被动。

这一次移民潮中，有一批数量并不多的移民对四川影响至巨，这批人便是有“移民之子”之称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人中至今最能保持自己语言及习俗的一支，他们热爱和平，对付战争和迫害的方式就是迁徙。由于迁徙甚多，所以他们迁徙的习俗迥异于他人。如带着死去亲人的尸骨第二次埋葬，带着榕树苗（四川称为黄桷树），在哪里定居便把树裁在哪里，表明自己客家人的身份。晚清时期，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里多次记载他从万县到成都的路途中，见到聚黄桷树而居的情形，一问便是客家人。与此同时，王氏提及蓬溪一带的民众以红苕为主要食物，“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的作物种植相符。

四川的红苕种植，查家谱、方志系客家人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后来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裁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清末四川人口跃居全国首位打下了基础。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与贮藏、川菜菜系、酿酒、气候、森林、水量及航运诸方面的影响，像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起着一系列不可估量的链锁反应。

十一：抗日战争中的四川

1911年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四川真正对近现代中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还是它以其物产之丰饶、人民之众多，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基地，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国家承平之日，四川不显山不露水，国家板荡之时，四川的作用是其它省份所不可替代的。

民国先天不足，加上各种外忧内患，使得蒋介石在1949年退据台湾之前，从来没有完成过中国的统一，这就使得四川军阀从1918年至1935年的470场混战持续了17年之久，横征暴敛，有的地方提前预支了几十年的苛捐杂税，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就是如此菲薄的底子，四川在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给予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支持。不特接纳了大量的流亡人口、高校教职员及学生、工厂工人、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大量文化人，还解决了他们吃、穿、行、住之需，而且负担了整个战时国家所需税收的三分之一。虽然四川人遭遇了战争之痛、生存危机，但外来人并没有感到过四川人如《诗经．小雅．黄鸟》篇所体现出的排外情绪，而是洋溢着一种共同度过难关的袍泽情怀。

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对整个抗战军队的支持，是其它省份难以望其项背的。抗战中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共号召学生青年十五万人，四川青年占四万人，其中安县曲山镇人王者成送自己儿子王建堂“死字旗”勉其保家卫国，尤其感人。1939年由征收田赋改为征收粮食，以备抗战，有农民说宁愿吃“观音土”也要先交抗战粮。据统计，1941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828．6市石（每市石280斤），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而小麦则占总量的31.63%。从1940至1944年的捐金献钱运动，四川民众共捐献了7亿，用于前方购买飞机、坦克、武器，翻看旧报纸就可以看到乞丐捐金图，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为何不会消亡。为完成抗战所需的特种工程，四川服工役的民众达300万以上；而参加抗战的川人达350万人，战死64万多人。以上各种数据均为全国之冠，可见四川在民族危亡时的特殊贡献。

为纪念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国民政府1946年10月31日在重庆颁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后被毁，改名为解放碑。成都立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文革中毁掉，1989年抗战胜利四十四周年纪念日重立于成都二环路万年场。

十二：三年大饥荒

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为1959年至1961的大饥荒奠定了悲惨的基调。前者是让知识分子闭嘴，后者是没收民众所有活命的东西，不发生惨剧才是件不正常的事。从现在的历史记载和气候科学研究来看——350个气象站、120个水文点资料可证明三年气候基本正常——1959至1961这几年，可谓风调雨顺，但连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都死亡枕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农业合作化高潮下的人民公社，敞开肚子吃到没有吃的公共食堂，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肆虐，都是造成大饥荒的致祸之因。还有就是在1957年于城市里反右的同时，在农村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核心议题是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和肃反等问题，自然会造成农村无法自救。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放卫星、浮夸钢产量——1958年10月3日《四川日报》有报道四川叙永土法炼铁的“辉煌”时，名之曰《用炒回锅肉的办法炼铁》——粮食产量等方面，有不少异于常人之处。为了捞自己的政治资本，李不惜虚报粮食上调中央或者救济外省，从而造成四川大饥荒饿死人数之多的空前纪录。

一般说来，大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1年三年间，但四川饥荒的时间特别长，从1958年冬天至1962年冬天才结束，这都是四川省当时主要的领导人如李井泉等过于左的原因所致。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呢？现在当然难以完全确定。但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公开撰写《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事件”回眸》（载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的一文中说，四川在这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1250万人——还有时任宣传部长明朗的回忆、学者曹树基和杨继绳的研究、1962年《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的调查都与这数字相仿佛——这数字准确与否，我不敢打包票，但我认为廖伯康没有造假的动机和必要。就算只饿死了1250万人，这也是个令人惊骇的数字，在全国远远排在河南、安徽、甘肃之前，成为全国之冠。

十三：文革武斗

据对全国文革武斗作了深入研究、花22年时间主编了《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10卷本）的余习广称，文革时全国发生了38000起武斗，而重大武斗也有许多次，四川发生的重大武斗就不少，尤以重庆为烈。四川发生武斗范围非常之广，不特大城市、小城市，甚至连乡村也发生过，如何希明主编的《盐亭文革史料集》等书均有记载。

成都的两派是以川大为主的826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自然也发生了不少死伤。但成都的武斗连“武装支泸”的泸州武斗都不能比，更遑论轰轰烈烈的重庆武斗，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成都还流传过一个段子：说某派遭压受挫，死伤了一些人，为了大造声势，便到殡仪馆去借了一些尸体出来游行，以声讨对方的血债。等喊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游完行后，再把这些尸体归还殡仪馆，如是者再。据有关资料统计，泸州武斗仅三次“武装支泸”即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内有8000余人致残），即使放在一些大城市来看也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当然最出名最血腥的是重庆815和反倒底两派的拚死血斗。由于抗战，大批兵工厂驻渝，加之三线建设中一些工厂的充实，使得重庆成为中国最大的兵工基地。重庆是个移民城市，各阶层矛盾大，且由于性格火爆使得武斗特别惨烈。1966年12月重庆大田湾武斗虽没死人，但却拉开了重庆血腥武斗的序幕，至今死伤有多少，早已无法统计。但重庆沙坪坝区保存了全国最为完整的一座重庆公墓，此墓在2009年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这座公墓埋葬着武斗打死者404人，最小的两位均是14岁，最大的为60岁，全属815派成员。重庆武斗死人之多，除重庆红卫兵墓园外，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渠道得到间接的证明，即许多单位都有自己埋葬红卫兵的地方，比如有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二十多个红卫兵墓地。

2001年8月开始，四川电视台曾播出百集文献片《百年巴蜀》，在第五十四集《“文革”浩劫》有一条备忘文字：“十年间，四川人口由1966年的7368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579万人，净增2211万人。”显然没有统计文革中的武斗死难者，不然的话这个增长人数会更多。

十四：敢于“吃螃蟹”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四川和安徽在全国率先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主要的试点是广汉金鱼公社，当年全公社的粮食即比上年迅猛增长22.5％，达亩产250公斤。1980年8月，四川全省57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65．5%，全省总产粮食达3436万吨，比1976年增长26%，这都是激活民众自我奋斗、热爱生活能力所致。

四川的步伐远不只此。在民众几十年不知广告为何物后，1979年6月25日官方最高级别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当时全国第一则商业广告，这则广告来自都江堰宁江机床厂，这便是激活城市企业革新之开始。至1995年止，全省工业企业达69万家。1980年7月成都蜀都公司发行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张股票，至1986年底，为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到国家股980万元，法人股1421万元。迨进行金融改革，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又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后虽因诸种原因发展不顺，但其敢于试验的精神和勇气可嘉。

1997年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成为中央直辖市，巴蜀的分分合合开启了另外一页，但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讲，二者实则永远无法分开。

十五：巴蜀两大事

1878年12月1日，著名湖南学者、诗人王闿运正行进在三峡间。他一面观看景色，一面对读郦道元的《水经注》，他觉得郦氏“百七十里不见天日”，根本不符事实，峡不见峻，石粗疏而不生草木，说什么不见曦月，都是“北人语耳”。古往今来，赞美三峡者可谓车载斗量，独王氏能唱点反调，也算难得。但三峡毕竟是世界上难得的美景，太白之“轻舟已过万重山”，老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虽是诗歌，却也有写实的功用。但这一切雄奇壮阔的美景已不复存在，“如此佳况，忽落梦境矣”。

从1919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起，历来不乏主张在三峡修筑大坝以资发电的人，但也不乏同样多的反对者。虽然有众多的反对者，但1992年中国政府还是通过了在三峡大坝修建水电站的议案，2006年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完工。三峡工程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与移民、贫困、泥沙淤积、地质灾害、环保灾难诸问题等相比，其间所失已遭致一些官员和很多民众的批评。对库区附近重庆、湖北两地民众的生活，到底有何更深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5月12日，八级大地震突袭四川，不仅中国大部分地区有震感，甚至波及到东南亚，惨死了近十万人。和较快的救援相比，人们更关心公共建筑物如学校、医院何以不坚固，而导致很多学生死难。与此同时，人们也特别关心震后民间社会如何更多参与灾区的民众自救和基层的公民建设，许多志愿者和NGO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希望。更值得庆幸的是，灾区附近的一些著名风景大多安好无恙，可供大家在灾难中体会大自然的双重面貌。如果你有心，多久想去灾区走走看看，观察一下民众艰难的生活和不懈的努力，都不为晚。

湖广填四川” 湖北麻城、孝感寻根探秘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 “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 “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台湾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四类迁徙人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记者 黄家骢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