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欧洲不道德的中东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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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与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已经相继倒台，统治了利比亚长达42年的卡达菲政权也已经风雨飘摇，当人们反思长期的独裁政权带来的恶果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些独裁政权能够长期维持的外部动因。美国的纵容当然毋庸置疑，但是在西方的中东外交中扮演更不光彩角色的是与中东阿拉伯世界在地理上相邻的欧洲国家。

　　长期以来，欧洲政治家与中东独裁者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此次中东风暴将这种关系急剧放大。例如法国总理菲永在新年时期接受穆巴拉克邀请带着家人到埃及度假，费用由埃方全额负担；在突尼斯发生反政府游行期间，法国前外长玛里亚还两次接受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关系密切的商人的专机招待；而这些仅仅体现欧洲与中东独裁政权特殊关系的冰山一角而已。

　　当人们将焦点锁定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时，本文试图以利比亚为例反思欧洲中东外交。

欧洲在中东的两大战略目标

　　如果说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是稳定全球石油市场和遏制伊朗控制地区的话，欧洲的战略目标显得相对较低，也更为具体，主要可分两方面陈述：一、为了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以支撑日益衰落的欧洲经济；二、为了保证作为欧洲后院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在欧洲看来，要实现上述两大战略目标最便捷和成本最低的途径是让中东阿拉伯国家独裁者继续统治并与这些政权保持良好关系。这种极端实用主义和自私的逻辑是欧洲不道德的中东外交的根源。

　　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欧洲国家在中东，阿拉伯国家获取的经济利益的深度与广度超过美国，不仅体现在石油上，而且体现在欧洲在这些国家的大量投资、中东和北非国家主权基金在欧洲的投资，以及欧洲与这些国家的巨额军火交易上。

　　以英国与利比亚关系为例，2004年3月24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的一个帐篷中向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上校布伸出了“友谊之手”（布莱尔语），并宣布其是“西方强有力的伙伴”。几十年来，西方世界将卡达菲视为敌人，美国总统里根更是将他称作“中东的疯狗”，布莱尔的举动让世人吃惊。英国是最早打开利比亚同西方世界关系的发起国和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方之一。这场被称为“沙漠交易”的背后隐藏的是英国，或者更广泛地说欧洲对于利比亚的石油、资金和投资市场的贪婪。

　　首先，利比亚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43亿桶，在北非国家中位居榜首，相当于英国与挪威石油储量之和的4倍。英国政府文件指出利比亚是具有提供较多石油给国际市场的少数国家之一。布莱尔访问利比亚后，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07 年决定投资9亿美元开发利比亚的油田，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开发活动。意大利也在近年大幅度依赖利比亚石油，现在意大利使用的石油中有四分之一来自该国。

　　其次，利比亚的魅力还在于它作为中东产油国持有的充裕资金。利比亚政府的主权基金管理机构利比亚投资机构（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拥有大约600-800亿美元资金，对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欧洲国家来说，对于资金的需求或许可以用“春雨贵如油”来形容。2009 年，该机构在伦敦设立了办事处，该办事处主任曾公开宣称在英国开展活动要比在美国容易得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卸任后还飞往利比亚同卡达菲会面，为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的商业活动进行斡旋，而卡达菲的儿子塞伊夫（Saif al-Islam）则是伦敦社交界名人，世界经济论坛还将其评为明天全球领军人物。利比亚政府资金甚至还投资在欧洲的主流媒体和知名教育机构上，例如利比亚政府基金拥有《金融时报》母体机构约4%的股权，并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捐献巨额款项。利比亚中央银行还控制了意大利著名金融机构UBAE的67.5%股权，意大利国内众多的知名企业中，利比亚政府银行都拥有股权。

　　此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是欧洲军火商重要的客户，这对于备受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困扰的欧洲国家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对政治家来说更有政治意义。在政治风暴席卷中东的2月中旬，英国首相卡梅伦游历海湾各国为本国军工企业作“销售员”。观察家也在注意法国的动向，因为法国严重依靠北非和阿拉伯国家购买法制武器装备，而军工产业为法国提供了40万个就业机会。

　　二、地缘政治的安全考量：与美国不同，主要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以外）与中东北非国家仅相隔地中海，这些国家内部不稳定都可能很快殃及欧洲，欧洲在中东的政治安全利益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

　　欧洲的安全忧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担心中东和北非移民大量涌入欧洲，欧洲需要这些国家的铁腕政府来帮助控制移民涌入欧洲。2009年，意大利政府与利比亚缔结密约，规定利比亚政府配合意大利拦截试图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船只，同时意大利海上保安队抓获非法移民后，可在不经询问这些移民逃离目的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移交给利比亚当局处置，这违反国际法，遭到人权组织严厉谴责，但此密约的效果是显著的，例如意大利靠近西西里岛的蓝皮杜沙（Lampedusa）的非法移民数从2009年的3万7000人降至2010年的400人，下降98%。为此，卡达菲在2009年8月访问意大利时，要求欧盟提供每年70亿美元以便更好地遏制北非移民进入欧洲。现在利比亚政权岌岌可危，难民很可能会大量涌向只相隔400公里的对岸国家意大利、马耳他和希腊。难怪马耳他内政部长感叹道：“休眠了40年的火山终于爆发了”。法国虽然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距离法国南部地中海岸较远的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动荡可能引发的难民潮的直接威胁，但是一旦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发生动乱，法国就会成为第一线国家。2012年大选在即，法国国内经济不佳，法国国民对于外国移民呈现抗拒心态，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担心难民潮。为此法国总统萨科齐已经将自己的心腹派去充实内务部，以表明自己对于北非动荡引发难民潮将不会手软。

　　其次，欧洲担心此次风潮之后会出现极端伊斯兰政权，或者类似伊朗那样的反西方国家，如果那样的话欧洲将会直接处于对抗的前沿。与移民和难民的安全担忧不同，这个担忧是与美国共有的，因此欧洲人似乎认为这更多的是美国人的事情，欧洲只要在外交上配合美国即可。

反思不道德外交 协助地区重建

　　欧洲与阿拉伯独裁者结盟目的是保证欧洲的经济利益和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在阿拉伯危机中，他们在前期不愿意批评这些政权，直到形势急剧变化后才重新拾起 “民主和自由”的高调。此次危机不仅无情地暴露了欧洲国家与这些独裁政权的紧密关系，更加凸显出欧洲的中东外交的不道德性。

　　首先，欧洲国家过于狭窄地定义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地区利益，仅关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并为追求这些利益而不惜牺牲长远的、更广泛的和更为稳定的利益。面对廉价石油供应和产油国的丰厚的资金诱惑，以及对中东可能出现极端政权和不可控制移民潮的担心，欧洲采取了自认为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支持中东独裁者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本身埋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以控制移民为例，欧洲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铁拳政权去管制，甚至不惜采用肮脏的订立密约的手段，简言之靠的是单纯 “堵”的办法，欧洲国家寻求的是暂时的，狭隘的安全，而没有试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第二，欧洲的民主和人权标准是由利益来界定的，欧洲在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和人权方面没有作出多少建设性的贡献。利比亚从“中东的疯狗”被重新定位为反恐战争的盟友和重要的商业伙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显示出西方对于人权的关注似乎总是以利益需要为转移。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和美国一道斥责利比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和践踏人权无赖国家，而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几乎不批评，因为它有效地牵制了伊朗。2003年，当美国需要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萨达姆的践踏人权被作为正当化战争的重要理由，而在英国人“帮助下”卡达菲宣布不再支持恐怖主义和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利比亚被作为邪恶轴心国家中改邪归正的榜样受到西方政府的拥抱。利比亚人民的反抗活动不是英美国家推广自由民主努力的结果，而是常年积压下来的怒火迸发，更直接的是受到邻国埃及和突尼斯人民的鼓舞。

　　第三，从道义上讲，欧洲国家作为北非国家曾经的殖民者有道德的义务去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建立现代治理机制。但是欧洲国家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使北非国家沦为服务自己利益的后院，利用这些国家的独裁者变相延续着某种程度的殖民统治。

　　此次阿拉伯危机已经证明欧洲推行的极端利己和短视的中东外交政策最终将会危及到欧洲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在地理上与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相邻的欧洲来说，此次地中海的剧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欧洲面对的是一个人口非常年轻，失业率高，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政治尚处于动荡，法制不健全的对岸地区，欧洲必须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从根本上帮助这些国家顺利过渡到现代社会。欧洲应当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地区重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多元化，司法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自身的努力，只有实现地中海两岸的均衡和协调发展才符合欧洲的根本安全和经济利益。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