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懂如何“共苦”

2011-04-19 01:49:33 来自: zqxzl
几天前，我参加了一个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举办的晚宴。晚宴的筹办方是一个叫做“公民预算委员会”(Citizens Budget Commission)的机构。无论纽约人对待各种公民委员会的态度有多么严肃（这一点值得赞扬），在我这位有点玩世不恭的英国观察人士看来，“公民预算委员会”这个名字都有点混搭的意味。与我一同参加晚宴的是一群政要名流，包括蓄着胡须、不苟言笑的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以及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大家在晚宴上谈论了即将吞没美国的债务浪潮。

然而，当天讲述了可谓最有趣故事的人，是年已82岁的纽约人费力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罗哈廷现在担任拉扎兹(Lazards)银行的顾问。但35年前，他曾是一群负责“拯救”纽约于违约边缘的纽约人的带头人。当我们在广场饭店的舞厅里坐下时，我请罗哈廷讲述了他与他的团队是如何完成那项特殊重任的。

罗哈廷的故事既鼓舞人心、又让人感到忧虑。他说道（你也可以在他最近的《交易》(Dealings)一书中读到下列内容），1975年，纽约危机四伏：犯罪猖獗，基础设施破败，整个城市即将被债务吞没。当被要求进行干预时，罗哈廷的第一反应是绝望——工会与政客意见严重不合，以至于几乎无法制定出一项可信的紧缩计划。

几个月过后，纽约市仍在接近违约的边缘徘徊。但随后，就在灾难看起来似乎无法避免时，那场危机终于让所有人抱起了团：各政党就一项紧缩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联邦政府介入进来，可信性得到重建。纽约最终得到了“拯救”。

到这里为止，故事相当令人鼓舞。人们可能很容易对美国当前的财政论战感到类似的绝望。债务正在急剧攀升，且（又一次）似乎不可能促使政客们就一项理性的预算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他们的意见分歧如此严重，以至于曾出现这样一种可能：即由于缺乏预算，联邦政府可能被迫关门。可见，美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十分激烈；但罗哈廷的故事可能暗示我们，没有必要感到担忧。如果历史总会重演，那么就像1975年的情况一样，眼下也许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危机将会让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尽管可能是在最后一刻。

但事实上，罗哈廷与他的前战友们对眼下的情况是否是另一个1975，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他说：“今天，人们有太多的愤怒。以前，虽然人们也发表激愤的演讲，但我们仍能坐下来谈判。在那个年代，我们设法向每个人征税，确保每个人都适当地贡献出一份力量，推动协议的达成。但我觉得，你现在肯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的愤怒太多了。”

一些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毕竟，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近日成功协商出了一项预算案，其中的确包含有一些紧缩措施。尽管如此，罗哈廷仍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美国社会目前的愤怒与分歧程度非常醒目。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幕后非正式政治论战中，恶意中伤和党同伐异非常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重可以解释部分现实；政治生活的结构或媒体的短期周期或许也能给出部分解释。但我怀疑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在起作用：即，美国社会以“公平”方式分担痛苦的文化习俗或制度相对较少。在一个由拓荒者建立的国家里，在一个资源似乎取之不尽、增长似乎可永远持续的国家里，没有人操心如何瓜分蛋糕——毕竟，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块蛋糕会不断变大。

但如今，美国人感到游戏已然改变；争夺有限资源的战争已经上演。这就是出现困挠政局的民愤和社会瘫痪的原因所在。许多人拼命想找到某种理性的中间立场。但是，如果罗哈廷是正确的，这种立场可能很难找到——尤其在经济蛋糕继续以一种极为陌生的方式停止变大的情况下。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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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9 13:25:39 未之 (一只傻鸟。)

英国的观察，总是那么犀利。


2011-04-19 22:53:15 悟仁 (架漏过时，牵补度日)

马丁·杰克斯：直面中国的崛起
http://www.tedtochina.com/2011/0 ... _the_rise_of_china/
“西方文化可能是狭隘的，而东方文化更具普世性”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依旧执意认为我们能够靠西方的经验、从西方的视角、运用西方的观念来读懂中国。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理解错中国——我们对中国发展的预测总是错误——那这就是原因。我必须说我认为不幸的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有些过于偏向西方思维，有些傲慢。这种傲慢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我们掌握着普世的裁判权。二者，有些无知。我们拒绝涉及差异这一领域的问题。在保罗·科恩的《美国的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段非常有趣。保罗·科恩说西方可能将自己的文化看成是所有文化中最普世的了。但它不是。甚至在很多方面，西方文化是狭隘的，因为在西方在200年里都是世界的主导，它不需要去理解其他的文化与文明。因为不管怎样到最后，它可以依靠武力来捍卫自己的文化。然而其他文化——事实上就是世界上其他的部分——处在一个弱势地位，面对西方的强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这些国家被迫试着去了解西方。因此，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些文化往往比西方文化更具世界性。

举个例子，东亚问题。东亚：日本、韩朝、中国等，聚集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域。而且我要告诉你，东亚人，那些来自于东亚的人，他们了解西方的程度远大于西方了解东亚。这有很现实的意义。恐怕就现在来说。因为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张图表——高盛的那张图表。正在切实发生的是就历史学角度来说，世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所驱引与塑造。我们可以看到G20正在迅速地取代G7或G8的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重可以解释部分现实；政治生活的结构或媒体的短期周期或许也能给出部分解释。但我怀疑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在起作用：即，美国社会以“公平”方式分担痛苦的文化习俗或制度相对较少。在一个由拓荒者建立的国家里，在一个资源似乎取之不尽、增长似乎可永远持续的国家里，没有人操心如何瓜分蛋糕——毕竟，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块蛋糕会不断变大。

但如今，美国人感到游戏已然改变；争夺有限资源的战争已经上演。这就是出现困挠政局的民愤和社会瘫痪的原因所在。许多人拼命想找到某种理性的中间立场。但是，如果罗哈廷是正确的，这种立场可能很难找到——尤其在经济蛋糕继续以一种极为陌生的方式停止变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