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西方优越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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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独特的、能够稳定增长、同时可以保持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博导孟凡辰博士近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这种政府调控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模式无论与亚洲各国，还是与欧美尤其是英美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金融体系被国家作为低社会成本公共服务来加以利用，使得这种优势越发明显。”

孟凡辰现任世界“水泥大王”——法国拉法基集团公司副总裁。拉法基是世界最大水泥制造商，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390位。作为该公司亚太区战略负责人，他此前还先后在德国和中国担任世界知名的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和西门子公司高管，孟凡辰因此对中国及亚太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尤其擅长从中西对比中创新思维，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他多次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提出诸如“鸦片房地产”、“向国外输出人民币”等观点，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投资拉动经济依然是核心

孟凡辰认为，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政府的钱不多，包括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像中国政府这么有钱，因此，中国政府目前以投资拉动是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

首先，中国过去经济的稳定发展，印证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有3次，但3次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柏林墙倒塌事件引起的波动。那时，国内主流经济专家因一知半解只是片面模仿西方模式，尝试用市场机制来主导信贷，导致广义货币发行过多，从而引起公众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但总体上看，波动主要还是由于外部冲击造成的。

第二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应对得非常从容不迫，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对自己发展模式掌控的良好展示。

第三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GDP而言，中国政府的应对相当成功，但可惜也有了如同1989年的通货膨胀后果，当然在国际上也遭受了贸易保护主义，被一些发达国家“大占便宜”。

其次，从增长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对经济调控的模式。

中国政府调节中国经济整体增长有两个杠杆：一是不断直接地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以保证8%以上GDP增长；二是间接地通过对金融体系进行的监管，调控市场主导的投资，以提高投资效益。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其实质是对占 GDP总量40-50%的国民储蓄的监管，以实现对私营经济的调控。自然，更为核心的是第一个杠杆——政府投资。很多人，甚至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担心中国政府投资过高，但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不妨拿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印度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总量约为35％，中国政府在40％ —45％之间。而去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厂、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等严重匮乏，而这一直被公认是对印度经济增长最大的制约。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人均GDP是比较低的，大约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5—1/1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赶超欧美，一方面固然需要依靠消费来刺激经济，但同时，继续依赖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发达国家是没有任何中国这种既定模式的发展经验的，对比印度和中国这种特殊的模式和发展现状，投资30％显然不足，但45％究竟是多还是少，恐怕只有中国自己才会知道，可能比较合理的是在40％左右。

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模式需要用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来描述。一面是国有经济，也就是国家对于经济的驾驭。国有企业和国家政府的开支、国家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出口，这三个要素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达40%—50%。无论西方国家认为是垄断，抑或低效，这一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保障。

另一面则为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民营经济。中国这一部分开放的市场，正是全球竞争最残酷的地方，它以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运作，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其中企业你死我活，很多跨国企业不一定能竞争过本地企业。最近芭比和百安居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例证，其实类似外企败走中国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现在跟上世纪80年代初，以及不少国家相比，生产是非常高效的，商店里的货物既丰富多彩，又价廉物美。

因此，看中国经济，必须理解中国这两个不同的相辅相成的面：一面是稳定可持续；另一面是完全市场化，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创新、规则、全球化是三大挑战

当然，中国目前这种机械重复并简单放大规模的经济模式，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突破过低效益的制约。孟凡辰认为，具体而言，最主要的挑战有三：

第一，技术和创新的领先性问题。中国经济是一种机械性的，依赖于投资、引进技术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很难产生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对此，中国目前还解决不了，一般是靠“拿来”，或者是“拿来”后自己稍微适应改变一下。2009年中国刺激经济的投入，很大一部分用于高铁和新机场的建设。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把握磁悬浮技术带来的创新机遇呢？中国企业的继续崛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成本上涨和所需要技术的国际封锁。因此，中国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二，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从而提升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

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模式是有创新的，但在海外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因为这种模式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挑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方指责中国所谓操纵货币、操纵汇率来获取贸易优势。实际上，美国人之所以这么讲，是出于它的利益动机，即它所挑战的是中国对外汇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

中国国内有一大堆钱——中国高额的储蓄和大量的外汇储备，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华尔街一流金融机构及其利益集团是没法把这些钱洗劫掉的，因为中国有强有力的金融监管这道“防火墙”。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更加意识到，中国需要从全球多边、区域多边、国家间双边和国内4个层次上构建稳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墙”。中国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根本在于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根据自己发展模式的独特需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己制定一些游戏规则，而不是被动地来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现在西方炒作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中国必须承担一个新兴崛起大国的义务，这就涉及到中国如何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西方世界也在“期待”中国的行动，不管是积极的“期待”还是消极甚至恐惧的“期待”，中国应该制定一些新的游戏规则，但中国在这方面确实还没有开始做，或者说做得还很少。对中国外汇储备而言，遵守既定游戏规则意味着中国面临其大幅贬值所带来的损失；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中国完全有可能依据近3万亿美元储备向海外发行等值于20万亿美元以上的人民币，前提是保持金融监管，避免汇率市场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总是被西方封锁，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全新的游戏规则。当然，这是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现在更需要的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这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三，中国企业发展全球化的问题。中国的企业，真正赚钱的有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监管、利用中国廉价的储蓄，来实现自己短期内的暴利；另一类是利用行业垄断来获取暴利。

就中国企业整体来讲，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和一流民企，在中国国内赚钱是很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属于上述两种企业类型，它们根本没有必要营造国际上要求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式，以不断创新、不断获取竞争实力，或在国内市场增长和盈利轻而易举的情况下去承受“毫无必要”的国际市场的风风雨雨。

因此，中国企业在全球企业竞争环境中，也就是在没有政府管理或者说保护的环境中实现自身成长，获取自身竞争优势，这仍有待建立尤其是市场营销和创新研发能力。同时在全球某些领域，尤其是中国市场已经主导的产业或领域，民营或依靠资本输出成为全球一流企业，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三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