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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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

编者按：2011年5月7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一条最令人不情愿，但又相信迟早会让人看到的消息：《北京人口政策转紧  恐将有一百万人被迫搬离》[见：附录]。

说不情愿，那是因为随着土地的城市化和社会化，大量农业富余人口流入城市自寻就业，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而不断扩张的城市公路、地铁、建筑施工和服务性摊贩家政就是接受大量入城民工们的就业机会。用行政的措施手段迫使民工们离开北京，这不是问题的结束，而只是问题的开始。更多的大城市将会依循此例而出台相应的政策。民工们面临的就业挑战就是社会面临的就业挑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这可是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说相信迟早会让人看到，那是因为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断然不可持续。

为有助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仅此节选一段相关论述。

生于困境 长在创新《节选》

中关涛

对于现代社会结构变革的思考

提高社会城市化水平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提高社会的城市化水平并非就是一味日夜兼程、几十年如一日地实施城市的土建工程。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要使在城市生活的社会群体能够共享城市的文明与福利。仅就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来说，一方面是只有46.1%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还没有达到50.1%的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超过70%的城市化发展。 正在不断增强的中国工业化趋势与社会化生活模式仍在继续推动着未来四亿到五亿农业富余人口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基本走向。城市化发展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内陆有限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即以人口不断迅猛膨胀的北京化、上海化以及位于不同地域的城乡生活，譬如位于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乡村生活间的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增长模式是断然不可持续的。个别城市的人口总量在短短数十年间的巨额增长已经造成了对于现有城市管理体系的严重挑战。如何有序地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源供应、如何有序地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废物处理、如何有序地保持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保障城市的治安管理、特别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私家汽车的环境下，如何有序地保障城市交通的基本顺畅等等都已成为不可忽视，而且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问题。繁荣发展的北京城已经形成了在地域和规模上不断拓展的三维立体交通体系，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不能保障城市交通的基本顺畅 [中青在线：北京人口已超出承载极限，人口调控将分类管理，2010-12-18]。无论是迁都的议论[人民网：大堵车引中国“迁都”争论 多地掀民间“选都”热，2010-12-17]，还是继续扩建更大规模地下交通网络[新京报：北京计划明年开建地下交通隧道 最深至100米， 2010-12-17]的设想都无法消除这种局域城市迅速扩容增长所造成的结构性困难。因为今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乡村人口流入现代化的都市。在当今的城乡结构之下，大量乡村人口持续的长途宏观迁徙流动意味着地方建设与大都市建设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仍在加剧，更意味着大都市内的土木建筑工程仍将为满足大量流入人口的就业需求而不断持续增长。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性发展，城乡地域间的建设发展逐步走向结构均衡是个稳定全局的指导方向，哪里会有与此背道而驰、而只求某地某城建设一味单极飙升的理由？中国的乡村和地方也需要发展富有当地特色的地域化经济，在大量人口辗转迁徙流转的社会环境下，地方的特色建设难以形成自身的成长规模和发展模式。面对中国出现大量人口集中流入少数城市的社会现象，颁布加以阻止迁徙的行政命令只会破坏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承转启合，不仅违背社会民意，也有悖于被中华文明赞赏了几千年的大禹成功治水过程中的疏导方略。
局域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成长的一个侧面，只有整体和谐的城市分布才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走向。社会人口趋向城市集中是个城市化发展的标准，但是进入城市的原农业人口能否同样享有城市人的退休和医保？这些进入城市的原农业人口能否像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工作，能否像城市人一样地抚育他们的下一代人？这些衡量社会群体生活的最基本标准难道不也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参照吗？这些生活中的重要参照比简单的城市人口统计更能说明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水平。
近三十年来，国内社会群体收入的大幅提高、社会群体消费的有限增加和社会个体储蓄的增长飚升反映出内需疲软的社会侧影。与收入普遍增长不成比例的弱势消费反映出社会群体在心理预期上遏制主观消费的倾向，表现出社会群体对于现行经济高速增长的下意识应对方式。与城市消费疲软和社会个体储蓄急剧增长相对应的是，社会上最具有消费需求的广大乡村民众没有可供消费的足够收入。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改善广大民众群体消费的一时状态，但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可持续生产方式的更新提高这些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在于促成那些已经脱离了土地生产者的社会就业，并使他们在社会就业中获得合理的个体收入。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提高他们社会收入的根本途径全在于改变这些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结构、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增加他们劳动产出的市场价值，从而最终改善和满足他们对于自身物质增长和文化生活的基本需求。普及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加强对于社会成人的职业教育是有效推动社会经济产业升级的一条清晰思路，也是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中国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发展的压力下，实现这一发展在中西部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地区就来得更加艰难。
在过去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东部沿海城市和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当地经济产值构成中的所占比重就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城市和地区的相应构成比重 《中国经济年鉴2007》。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地域城乡文化水平间的落差。文化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第三产业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体现人文知识的金融、贸易和技术服务上，而在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地区的服务性行业则更集中地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以体力支付所提供的社会性服务。当你在边远城市的一条大路上看到，每隔五步十步的茶水摊位，一眼望去足有几十个竞争揽客的摊位；当你在城市的另一条大路上看到，每隔五步十步的水果摊位，一眼望去足有几十个果类相同的竞争摊位；…… 一个简单普遍的社会现象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变提高有待于生产方式的根本进步。

普及社会文化教育是条缓解和解决社会产业升级的思路，但这并不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思路。为了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满足大量已经脱离了土地生产的人员就业的规模与速度，当今中国需要有更多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宝安县成长为深圳市的地方建设，即以地域城市发展带动地域就业和地域经济增长，最终促成整个社会城市化的分布结构，从而有规模地建设起社会的内需市场。这是一个既现实又迫切的重大社会课题。因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最根本发展难题在于消费市场的有限成长和有限资源的持续供应。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难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挑战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政府管理的政策取向对于解决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引导作用。
一百七十年前，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最直接动机就是为了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扩张它在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市场。一百七十年后，世界各国的商家政府对于当今中国经济成长的关注与其说是在羡慕中国近三十年多来的飞跃发展，不如说是在仰慕中国的潜在市场。在手机通讯不断成长的今天，中国和印度市场每月新用户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增长规模真让那些国际运营商和供应商们感叹这些在眼前流逝的商机。而这些新增用户又主要来自于地方的农业人口，标志出未来消费市场的发展方向与增长趋势。
在刚刚过去的30-4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先后崛起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世界规模的金融投资流动紧密相关。世界规模的金融投资改变了国际工业生产基地的地理分布，其本质无非是国际金融投资利用工业生产基地与世界商品市场间消费水平的落差，以低廉生产成本刺激商品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的成长倾向，从而哄托起现有世界商品市场的高度繁荣。这一被哄抬而起的商业市场成长所面对的临界转折正是构成当今国际金融投资危机的根本结症。缺乏市场潜力，即便是当今最有科技创新潜力的美国也难以摆脱其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一位在Intel工作多年的朋友告诉我，在一次公司的聚会上，资深技术总管对他的同事们说，如果Intel能够继续保持30/40 年前的创新速度和领先规模，Intel的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这话一点都不错，不过他说的话却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正是因为当今的世界市场没有给Intel留下回收创新投资的足够时间和空间，30/40年前Intel所面对的“如果”已经时过境迁，一去不返。几十年来国际工业生产基地的地理游移辗转不仅为金融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回收空间，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提供了绝佳机遇。顺应形势、开发自身社会的消费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历史契机。

城市化的地域分布不只是在地方简单分布的土木建设，不能使用行政手段规范人口的进出流动，更无法单纯依赖地方经济的自发成长。社会的开放监督、专业的科学论证、政府政策的认同保护，市场经济发展与鼓励社会金融投资的财税倾斜是逐步实现城市化地域分布，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基本要素。譬如，相应提高对于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税收，相对降低社会经济落后地区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税收，并鼓励社会资本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建设性投资就是改变城市分布的宏观调节手段。
在资本积累优势已经形成的社会环境下，过分强调“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背后的自然调节，只会加剧优势社会资本对于劣势原始积累的不平衡挤压。一方面优势社会资本以开放市场为由，强征地方的土地资源和个人的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地方和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弱势利益起而抗争。许多在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争执冲突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以优势社会资本加速的改革开放一定要给地方政府和人民带来改革的利益，这个利益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地方城市的经济发展，就是使当地农业人口在当地转入社会就业的机会，就是使当地的原农业人口逐步进入地方城市发展的福利覆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出发、推动市场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调节是有必要的。

在过去三十年间，国际金融投资推动了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开放型经济，高端科技的创新发展主要分布在高校云集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域经济的成长因素促成了社会农业人口长期流向东部沿海城市的地理走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还会继续成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高端科技的发展还会在那里首先出现，唯有合理的社会城市分布才能改变单一走向的社会人口流动。改变中国现有的城市分布将成为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结构框架中的重要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城市合理分布的基本格局，就难以保证社会公平发展，就难以实现加强内需市场建设的重大目标。
历史上的城市通常起源于经济和贸易发展所造成的人口自然密集。现代化的城市不仅可以形成于产业和商业的自然密集，也可以形成于社会产业合理安排后的分布结果。比如在生产产业或文化教育事业的流动分布中，就可以形成一系列城市化的配套建设，从而构造出新兴地方城市。美国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密执安州的密歇根大学带动了当地大学城的发展，底特律是汽车城，而匹兹堡是钢铁城。地方的特色经济形成了地方的核心产业，围绕这些核心产业形成的文化与服务支撑构成了相应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虽然看到过现代产业的地理迁徙带动地方城市兴起的个例，但是这样的地方城市建设个例还没有形成推动未来城市群发展的基本模式。例如，原位于北京的首钢集团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迁往了河北省唐山市的曹妃甸地区。以支持钢铁产业的周边服务为起点，今后的曹妃甸地区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以教育事业为特色产业的新兴城市，我们还没有看到基于市场流动从东部沿海地区流入中西部内地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和以这个产业为核心所建设起来的新兴地方城市。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业富余人口的迁徙流向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更多注意。人们发现“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潮已经从单一流向沿海地区变成了在广袤国土上许多个流动的漩涡” [2011-3-5南方周末：中国民工荒真相调查]。漩涡来自于地方性的自主创业，流动表明了这些自主创业的不稳定性，即地方的自主创业还不足以稳定到构造出新兴城市雏形。顺应产业流动、实现产业合理分布、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应该引起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认真关注。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地方的自主创业？什么样的宏观引导有利于这些自主创业的集中和稳定，从而有利于新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样的模式框架具有带动社会全局发展的意义，不仅可能带动中国城市在各地域间的分布成长，而且可能带动当地民众在地域间广泛分布的就业与消费。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中国企业群体的投资总量正在与外商直接投资(FDI) 中国的总额竞相攀升，目前已经达到了1：2的反向投资比例。仅以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为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遍布于世界180个国家与地区，对外投资总额达到520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高达433亿美元 [网易财经2010-4-27]，成为世界排名第五的海外投资国家。在这个海外投资排名成长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的退税政策有效地激活了中国企业的对外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发现有农村市场和推进现有乡村城镇地区升级进入未来城市的发展雏形。政府如何能够通过适当的税收和财政激励引导中国企业群体在面向海外投资的同时，逐步增加他们对于国内市场的投资兴趣，从而逐步改善国内的就业结构，开发自身社会的内需市场？兴起一个旨在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力密集型产业适度流向内地和合理增加国家教育分布的政策启动，促进以文化事业或生产企业为核心产业的城市化发展，这将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代世界金融投资危机的经验教训启发了我们，把金融资本过度投放在生产领域可能会极大地扭曲商品生产与市场消费的比例结构，以宏观调控方式积极引导面向改变市场结构的投资方式将会以金融投资改变社会消费市场与就业结构的地理分布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课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因为城市的社会化生活模式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方向。合理的城市化地域分布不仅可以吸引地方农业富余人口投身于地域化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可以改变社会人口单向流入个别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在许多现有的大城市中不仅积累着大批闲置的知识人才、大量富有专业经历的技术人才，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毕业生群体处于迫切的就业需求之中。城市化的合理地域分布将有利于实现城市待业群体在市场推动下的自主就业，从而以城市闲置和待业知识人才流向未来城市建设的方式带动地方产业的起步运作，改变当今许多乡村城镇地区主要依赖出让土地和资源要素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为那些南下深圳建设的人们保留大城市户口的政策就曾有效地推动了面向新建城市的人才流动。这也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启示和范例。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将成为衡量城市化在各地域合理分布的一个重要社会指标。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积极引导，也取决于社会管理的共识和政策的有效推动，从而最终改变现有社会生产与市场消费的宏观比例。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不针对某地某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不但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会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工业社会之中。当听到有人戏称，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体制改革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体制改革还要迫切时，大家哄然大笑。大笑之后，不禁默然。实现全球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出路需要整个人类的思维创新，当然也需要人类社会间的彼此流通合作。在这个跨世纪的大问题上，又有谁人能以“五十步笑百步”？

《附》
                            北京人口政策转紧 恐将有一百万人被迫搬离 中国时报
                                                 2011-05-07

随着北京人口政策由松转紧，这个人口接近二千万的大城市，可能将会有一百万人被迫搬离，影响所及，当地将面临最基层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窘境；尤其是餐饮服务业的厨师、服务生，届时都将因为供给远小于需求而成为抢手货。

从去年底开始，北京推出了一系列新政，包括清理地下室、限购汽车、限购房子等；这些新措施让已经在北京城里摆摊卖牛奶多年的吴翠玉一家人，只能坐上了返回老家苏州的火车，告别十年的京城生活。吴翠玉一家人，正是北京高达七百万外来人口的一个缩影，他们原本赖以维生的半露天式东苇路市场被拆除，周围的封闭式市场没有摊位，转进店面与超市，租金与进场费都缴不起，租住的地下室也被收回，房租一下涨了一千元人民币。这些困境都还不是吴翠玉一家人逃离北京的主因，更麻烦的是，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了，他们连在当地买房买车的资格都没有，在北京不那么欢迎你的情况下，一家人只能选择离开。

按照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推出的「以业控人」规画，有十七类行业将提高进入门坎，这项新政策涉及了卅万户商业主体与一百万流动人口。在「以业控人」新措施严格执行下，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公布的数据指出，今年第一季，简单体力劳动人员，需求严重大于供给，尤其是餐厅服务生、厨师，十二个工作机会，却只有一个求职者。

位于东城区的一家川菜馆，从春节后至今，只招到了一个服务生；职业介绍所人员说：「不让租地下室，能当服务员的，要么回了老家，要么跑城外面去了。」

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就表示：「这是北京基于现实难题，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城市资源的承受力已接近上限，最起码一段时间内，北京流动人口管理，还会用纳税年限这样的刚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