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解一解中国人的谜（二）

本草知無

    儒家所为种种的礼，皆在自尽其心，成其所以为人，没有什么要求得的对象。像一般宗教所以宰制社会人心的，是靠着他的“罪”、“福”观念——尤其是从超绝于知识的另外一世界而来的罪与福，存在于另外一世界之罪与福。而孔子对人之请祷，则曰，“丘之祷也久矣！”对人之问媚奥媚灶，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如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全不想借着人类对另外一世界的希望与恐怖，来支配宰制人心，是很明的。这样如何算得宗教?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本题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宗教，孔子不是宗教，都已分明；则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是靠什么维持的?这“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怎样度日过活来?这非求得一个答复不可。当那古代没有科学，知识未丰富，理智未条达，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大而自然的威力方陵于人类之上，谁个民族社会不靠宗教为多数人精神之所寄托而慰安，所由约束而维持?乃中国人有什么本领，能超居例外?宗教在古代是个“乘虚而入”的东西；何独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乃不能入?这些问题，谁若没脑筋，谁可不想到；如果不是没脑筋的，他就要大大怪问不解，非得到惬心贵当的解答，不能放过！

　　解一解中国的谜
　　中国的谜(古怪可疑之点)本来随处可以发见；只怕不留心，留心多着哩！我今姑举上边两大疑问而止。凡欲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从此入手去求了解，便可豁然。这好比那大门上的锁窍，得此窍即可开此锁而开门看见一切。我一面指出锁窍，请大家有心人各有试探研究；我一面将再贡献一把钥匙，备大家试探时的参考采用；同时我亦借此说明，我前所言中国之于西洋是因“不同”而后“不及”，因“过”而后“不及”的所以然。
　　我这把钥匙还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提出的：
　　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所以应付问题者)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
　　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
　　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
　　第三问题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还而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
　　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
　　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之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
　　第三态度——此态度绝异于前二者，他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
　　问题及态度，各有浅深前后之序；又在什么问题之下，有其最适相当的什么态度。虽人之感触问题，采取态度，初不必依其次第，亦不必适相当；而依其次第适当以进者，实为合乎天然顺序，得其常理。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
　　此其所由树立，盖从人类过去历史文化反复参证而得。古希腊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一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中国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二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印度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三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总之，所谓世界三大系文化者，盖皆有其三不同之人生态度为根本。然综观人类文化至于今日，实尚在第一问题之下；而古之人唯希腊态度适相当，又不久中断；中国印度则均失序不合，其所成就既别有在。近世之西洋人乃重新认取第一态度而固持之，遂开人类文化新纪元，大有成就；迄于最近未来，殆将完成所谓第一期文化。在最近未来第一期文化完成，第二问题自然引入。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而完成所谓第二期文化。如是第三问题又自然引入，第三态度又将重新认取，而完成所谓第三期文化。此余前书大意，欲得其详，必审原书。
　　如果让我解一解中国的谜——刚才提出的两大古怪问题；则我仍将用我从来用以解开一切文化之谜的钥匙来解——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需要宗教?我的回答是：中国因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故不需要宗教了！既没有一个大宗教，则其一大社会之人生所由安慰而勖勉，所由维持而进行，又靠什么?我的回答是：他所靠的是代表人生第二态度所谓孔子一派的思想学问礼俗制度。
　　近二三百年来西洋人为什么飞?而近千余年来中国人为什么停?我的回答是：从中古欧洲史看去，他既郁蕴有非冲决奔放不可之势，一旦得人生思想之新解放，恰不啻由代表第一态度之人生观使这冲决奔放得一根据，得一公认；而恰好在人生第一问题下正切需这第一态度，以开发其第一期文化；种种恰好凑合，集全力地奔注于一点，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安得不飞跃起来！中国文化的所以停滞，因其不持第一态度，就根本地冷怠了在第一问题上之进展；而处于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以基础条件之不备，环境之不合，其发于第二态度之文化，亦只能达于可能的最高度而止；这样交相牵掣，就陷于绝境，苟外缘之不变，即永无新机杼之可开出；不停滞，又何待?其历久不变的社会，即此中重要现象之一；盖其社会构造之特殊，虽出于第二态度之人为调制，而究必以其在第一问题上所得几许成就为下层基础；今在第一问题上既无复进展，则社会其何由变?
　　关于答案的前提说明，既有前书，非此所及。所以我们就从解明答案说起。
　　宗教这样东西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而人类偏喜欢接受他，果何所谓呢?这就因为人们的生活多是靠着希望来维持，而他是能维持希望的。人常是有所希望要求，就借着希望的满足而慰安，对着前面希望的接近而鼓舞，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怎能没有失望与绝望呢?恐怕所希望要求者不得满足是常，得满足或是例外哩！这样一览而尽，狭小迫促的世界，谁能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知识界限，打破理性酷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来，使他的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之所谓宗教就从这里产生。一般宗教莫不以其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祈祷禳祓成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行为，亦就为此。如果我们这个解说不大错，则我们倘无所希冀要求于外，宗教即无从安立。这无所希冀要求于外的人生态度非他，即我所谓人生第二态度者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所以既不具挽近西洋致宗教于衰微的四条件(如前第五段所陈），而能独若无所需于宗教而宗教亦于中国古代社会独若不能入者，只是因周孔的特别聪明教化，大大修正了或变化了当人类文化初期所不容少的所希冀要求于外的态度，而走入人生第二态度的缘故。
　　说到中国的人生，俗常都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而西洋人对于中国之所知，更只于孔子的伦理而止；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之，所贻留于后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到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真正中国的人生之开辟一定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中最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多少道理给人——他给人以整个的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怎样能有这大本领?这就在他的“礼乐”。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得那古代社会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乃是孔子道理。(孔子只是对于文武周公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大有所悟的一个人。)礼乐之亡甚早甚早，即真正的中国人生湮失已久已久。周秦之际已是王道衰，霸道起，两相争持之候(孙中山先生尝以王道霸道分别中西文化颇洽)；汉代去古未远，收拾余烬，仅存糟粕，仍可支持；至魏晋而衰竭，不复能维持矣，印度文化之佛教由是以入；唐代佛教盛行，中国人生(内容兼面目)于此呈一变例；由此异化之刺激而使固有路子稍得寻回，则宋人是已；然内容虽见活气，外面缺憾实多；明代继有发明，而其味转漓；有清三百年虽有颜李不世英豪，惜与墨子同为缺乏中国人的聪明者，自不足以继往开来；而大体上中国的人生远从两千年(汉)近从八百年(宋)递演至此，外面已僵化成一硬壳(体合人性的伦理渐成不顾人情的礼教)，内容腐坏酵发臭味(儒释道三合化为文昌帝君教，读书人咸奉之，贪禄希荣迷信鬼神)；自欧化东来予一新颖而剧烈之刺激，近数十年乃一面为硬壳之破裂崩坏，一面为腐臭之宣扬播达；苟非残生将次断命，便是换骨蜕胎之候。盖不独于今日为西洋所丑化了的中国人不足以见所谓中国人生，即倒退六七十年欧化未入中国之时，固已陵夷衰败至最后一步，不成样子——几乎从无宗教复返于有宗教。乃不谓罗素于民九来中国住得一年，对中国人生犹复称美不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方法，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究竟之正当概念(Ad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
　　中国人所发明人生之道，实行之者数千年；苟为全世界所采纳，则全世界当较今日为乐。
　　吾人深信自己之文化与人生之道，远胜于他族；然苟遇一民族如中国者，以为吾人对彼最慈善之举莫若使彼尽效吾人之所为，此则大过矣。以予观之，平均之中国人虽谌贫穷，但较平均之英国人更快乐。
　　其在中国，人生之乐无往而不在，斯中国之文化为予所赞美之一大原因也。
　　好动之西洋人处如此之社会，几失其常度，而不知向日所为之目的何在。及夫为时渐久，乃知中国人生之美满可贵；故居中国最久之外人即为最爱中国之外人。
　　素称冷静客观的罗素亦许独于此有偏见而扢扬太过，然总不能羌无故实。这就为中国人虽丧失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数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总还有一点不同处。中国的人生无他，只是自得——从自己努力上自得——而已；此即其东别于印度，而西异于西洋者。此“自得”二字可以上贯周孔精神，而下逮数千年中国社会无知无识匹夫匹妇之态度，虽有真伪高下浅深久暂千百其层次而无所不可包；此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而我所谓人生第二态度，其所以几于措宗教于不用者，盖为此。
　　前引冯友兰先生论文，谓中国儒家将古代宗教修正为诗，盖正是以礼乐代宗教耳。在初时，非周公礼乐不能替换得宗教；然二三千年来为此一大民族社会文化中心之寄者，则孔子道理也。我们前说，“以偌大民族，以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其必有为彼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正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孔子之遗教。此中心在那样古代社会照例必然是一个大宗教——中国原来是需要宗教的，但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他。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有灯亦不亮一样。孔子的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这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恰好相反；亦明明是人类心理发育开展上一高一下两个阶段。却是人们一经这样教训，要再返于那下一阶段就难了。所以虽礼崩乐亡，而中国人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不再用灯；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绝于社会间而总起不来——灯总不亮。中国人自经孔子的教训，就在社会上蔚呈一大异彩，以道德易宗教；或更深切确凿地说，以是非观念易罪福观念。
　　罗素在他著的《中国之问题》中，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中国人向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谚所谓“有理讲倒人”，“什么亦大不过理去”，皆足以见。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欧洲人则惧于触犯神和宗教教条，认为是一种“罪”。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主张。在中国社会虽然道德上传统观念时或很有权威，足以压迫理性，然此唯后来硬壳已成时有之，非古人原初精神。孔孟原初精神，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君子不安故不为，汝安则为之”，皆彻底以诉诸自己理性判断为最后准归。欧洲社会只是有宗教，以宗教为道德；中国社会才真有道德。这个关系很大，必须一为申论：
　　一是因诉诸自己理性，而抽象理解力大进，不复沾滞于具体的特殊名像仪式关系等。中国人最喜说，“宗教虽多，道理则一”的话；诚然是模糊笼统的好笑。然亦正见其不注意表面名像仪式等，而注意各宗教背后抽象道理，这实是进了一阶段。
　　一是因反省而有自己抑制及对他人宽容的态度。欧洲人信一宗教为真，则以其余宗教为必假；由其宗教上之不宽容(religious intolerance)彼此仇视，致有遍欧洲千余年之教祸；中国人实无此偏见隘量与暴气。罗素云“中国人之宽容，恐非未至中国之欧人所及料；吾人今自以为宽容，不过较之祖先更宽容耳”。又云“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予以‘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这实比欧人进高一阶段。
　　一是因大家彼此都要讲理，而又有其一社会所共信共喻之理(孔子道理)，又有平和从容以讲理的品性，故社会自然能有秩序，不假他力来维持。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辜汤生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而西洋人自己亦说：“中国国家就靠着这千万的知足安乐的人民维持，而欧洲的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好像宰制中国人的是公理，而宰制西洋人的是强权。我们很无须客气地说，这实比欧人要高一阶段。
　　一是因讲理之风既开，人心之最高倾向乃唯在理。理是最能打动中国人心的东西，他实最有服善之勇气与雅量。虽然无论哪个民族哪个社会于其不相习的道理都不易接受，中国亦何能独外；然而恐怕没有再比中国人接受这样快，冲突扞格这样少的：因为他脑中的障蔽最少。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中国人皆以理之所在而倾向之。中国人之革命率以趋赴真理之态度出之；其革命势力之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对于一道理之迷信与热诚的鼓荡。他并没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却含有道德的意味。这个关系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甚大，当别为文讨论之；此刻我们只指出请大家注意，中国近卅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以前一切的贻误全由于此，但今后却仍无法舍此路而不由。
　　古时的中国人心思之开明远过于西洋，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西洋人唯入近世乃趋于开明耳。然我欲请大家注意者尚不在此。孔子使人心开明，宗教不起，而代之以道德，是固然已；但人类是何等难对付的东西，岂是“人心开明，宗教不起”就算行了么?人心开明，正可以嗜欲放纵；宗教不起，正可以肆无忌惮；文化毁灭，民族衰亡，并不难由此而致。(希腊罗马之往事殆即如此。)开明不难，开明而能维持其开明实难。这似就是靠道德了，却是老生常谈的道德教训就能行了么?开明是孔子的长处之易见者，而其真正的长处乃在开明的背后更深的所在。苟不能于此有所识得，即不为识得孔子，亦不能识得中国人生和中国文化。
　　人类是何等难对付的东西！古代所谓“圣贤英雄”莫不以愚蔽他为好的对付；孔子乃独去其障蔽，使他心思开明，而后对付他。这是何等的大胆！这其中又是何等手段！一般人之对付犹非难，聪明人之对付实难。聪明人都是好怪的；你不显出些神奇高妙新鲜稀罕的玩艺，收罗不住他。孔子乃独以老生常谈，浅近平庸的东西摆在你眼前，说在你耳边，仿佛都是让人看了不起劲，听了要睡觉的；而他却不怕你不要。这是何等的大胆！这其中又是何等手段！大胆是空有的么?手段是随便就有的么?自非有极高的眼光极深的见解，将人类是怎样一个东西，人又是怎样一回事，完全洞彻了然于胸，其何能如此！呜呼，圣矣！这真可以俯视一切！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六讲(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