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康致富到改革开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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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致富到改革开放转型

中关涛

2011-5-24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资本获得快速积累，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这些成就都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金字招牌。有人说，社会已经达到小康。那么达到小康后的中国又将如何发展？有人说，社会贫富差距仍然巨大，社会还没达到小康。那么未来的中国又将如何缩小贫富差别？一句话，无论中国的现状如何，未来的中国发展依然一言难尽。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尽管中国国民经济产值持续大幅提高，但中国的未来发展却是危机四伏，危若累卵。无论是从资源供应，生产效率，群体待业，资本投机，房市股市，道德沦落，污染排放，还是从人民身心透支来看，中国社会为这些年来的成长付出的是“竭泽而渔”式的全民投入。投入的是全民所有，但并非全民共同得到产出所得，经济的成长更难以持续。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年当中，相应的国家年均GDP增长为10.9%；考虑到年均3.2%的通货膨胀，14.1%是个合理的货币增长（M2）基数。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相应的M2货币实际增长达到了年均18.8%的水平 。这就是说，以向社会注入更多货币的金融透支是推动过去十年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也是造成当今社会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让全体民众共同承当曾使少数人暴富的社会发展是个可怕的危机转让。在发展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依然是，巨大的社会付出并没有为社会的未来成长构造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既不能支撑社会就业的巨大需求，也不足以实现进一步城市化的社会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包产到户”和“允许私营”的社会政策曾经激发起人民艰苦创业的内在精神；但在今天，大量以密集重复形式存在的个体经营只是消磨光阴、分散社会批评焦点的方式，根本不足以创造出推动社会继续进步的质量成长和经济产值。从小康致富的物质追求到开放社会文化精神发展的方向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兴盛或衰败的临界转折。
适应劳动人口的社会就业和提高社会的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在面临的两个最现实问题。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将会改变社会的就业格局；而开辟以乡镇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内需市场将有利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和吸收更多的农业富余人口进入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实现这两个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不在社会的物质发展，而在社会的文化体制建设，更在于社会的文化精神与道德秩序的重建。此说绝不危言耸听。
讨论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重建社会的道德精神会涉及社会利益的现行管理和分配制度，还会涉及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为了缓解社会发展中突显的结构问题而又避免触及时下的社会体制，中国政府采取了广招天下科技精英人才回归祖国的文化方略，希冀以海外科技人才的回归，向中国引入部分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以此改造中国的文化教育，以此培育中国未来的文化人才，以此打造中国的产业品牌，提高社会的服务型产业，最终能够提升中国产业的生产质量与结构转型。这是个精心打造的发展方案。在思维互动的世界上，海归精英们的内心追求与如何发挥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直接相关。部分海外精英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缺少就业机会而回国发展的，但这样的海归人士并非政府希冀的人才。因为在这些海归们的手中很少掌握高精尖的科学技术。 海归精英之中的另一部分人确实掌握着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只是因为在国外缺乏职业发展的更好机会而寻求回国发展的机会。他们正是政府追求的海归对象，但他们并不只是为了追求物质发展而回归祖国的。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他们对于文化精神和职业发展还有更高的追求。激发他们的创新作用绕不过在思想文化与道德精神上的社会困惑。
以一位熟知的海归人物为例，他曾为自己获得政府的大量科研经费而兴奋异常，他曾为自己制定的五年科研规划而感到身负重担，他曾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而深感自豪。但回国后不到一年，他竟义无反顾地再次选择了离开。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环境。周边的很多人不相信他回归祖国只是为了他的科研目标，而不是为了当个政协委员；团队内有不少人观望着他海归的能耐，与他在待遇分配和工作安排上讨价还价；这种观望的态度和对科研的冷漠形成了一种环绕在他身边的日常氛围；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他的海归身份竟然成为政府单位的招牌广告：要你承当多少，你就得承担多少；既没有自主的选择，更没有商量的余地。除非牺牲自己的职业道德，委屈求存，否则你只能选择主动退出。
对于高层次的海归人才来说，此例确实反映着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情况。这也说明，诸多的政府 行政努力或许也会为社会带来某些物质的或科研的发展，但是这些行政努力最终不能带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转型。因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以少数个人的意愿为转移，必须赢得社会的一致认同和人民发自内心的自我投入，而这一切只能来自于社会大众对于道德文化的精神追求。人才回归并不等于科研发展，提高教育并不等于拥有创新，物质成长并不等于人民拥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就是国家行政管理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告诉人们，社会经济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环境条件，强令规划只会适得其反。
在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十指紧扣的中国社会，转变文化体制远比转变社会管理结构更为重要和艰难。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管理结构曾多次被暴力革命打破，但是社会的文化体制却依然风雨如故，继续培养着传统思维的后世传人。这种现象直到最近一百年前才被打破：文言八股被白话文章取代，学科式的社会教育突飞猛进，面向现实的科学研究取代了千年不变的科举应试。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普及和现代城市的发展冲破了封建文化的愚昧束缚，而另一方面是文化精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军人物，个人的创新创造得到社会的部分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能够物色和吸引到许多国际水准的文化精英的确令人可喜可贺，这些文化精英的归来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增添无限光彩。文化教育的学术大师，梦寐以求的一流大学，千里挑一的考生筛选承托着建设精英社会的全部憧憬。但一个最让人难以置信、甚至难以接受的事实是，社会最高层次的文化精英恰恰不是来自于社会的直接培养和学校教育，他们竟然自生自长于竞争开放的文化环境。评定他们人生成就的也不是任何人为设置的考核标准或得奖等级，而是在竞争淘汰的环境下，他们改变人类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实际影响。
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位当代无可非议的顶尖级科技创新人物。在他的带领和推动下，计算机平台从高端科学运用进入了平常百姓人家，从此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轨迹。苹果的斯蒂文∙乔布斯（Steve Jobs）也是位当代无可非议的顶尖级科技创新人物，他不仅在微软之前开创过苹果机的计算时代，而且能够在后发的移动通讯中再次引领智能手机的开发潮流，拓展人类信息交流的规模与范围。在他们创新带动的成就之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比尔∙盖茨虽然曾被哈佛录取，但他不过是位二年级的自退生。无独有偶，斯蒂文∙乔布斯也曾进入一所私立大学，但他也在一年半之后彻底脱离了社会的高等教育。没有任何高等院校能够宣称，他们两人的创新成功是自己教育的直接结果。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样两例只属于应用技术范围，都不属于科学理论的创新，因而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看第三个实例。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另一位当代无可非议的顶尖级科技创新人物。大学毕业以后，他离开了高等教育的环境，从事专利的审批工作。很显然，爱因斯坦的大学经历没有受到当时学校和教师们的欣赏。因此，他也无缘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环境里继续发展自己。但是这段曲折的人生并没能阻挡他提出划时代“相对论”的理论创造。这些个例只是说明，世界顶尖级的文化创新不是社会教育刻意培养的结果，这些创新个人的成功发展取决于他们的勤奋努力，但更取决于他们周边生活的创新激励和文化环境。
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三位文化创新人物能否成长于中国社会？即使我们今天能把爱因斯坦、比尔∙盖茨、斯蒂文∙乔布斯式的重量级文化科技精英请回祖国，那些曾在邻家田园中茁壮成长的绿草茵茵，一旦移植回到自家的庭院，它们是否依然能够郁郁葱葱？是否也能在中国做出同样的光辉业绩？答案恐怕是断然否定的。在当今的中国，没有完整大学学历的人怎能组织一流的科技开发团队？怎能获得社会的开发投资？怎能得到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这从当今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挑选过程就不难看出倪端。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导师支持，没有鲜亮的团队背景，别说你能重返最高科研殿堂，就是想在正式杂志上发表文章也会遇到困难。为了占据优越的社会起点，哪个漂亮的团队不说空话、大话和假话？正是因为缺乏开放的文化竞争，缺乏透明的道义公正，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千人计划的选择虽然可能为中国造就一些具体学科与工程项目上的成功，但决不可能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变化。即使是那些世界级的文化科技精英走进当今的中国社会，他们也会光芒不再，更何况那些在假、大、空氛围下烘托起来的开发团队？
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不禁会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我们又应该怎么办？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文化精英只是些个体存在，他们既可以生存在国外，也可以生存在国内，但他们是否能够创造出光辉业绩，他们的光辉业绩能否带动社会生产模式的巨大转变，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还取决于他们周围的文化环境，更取决于他们周边生活中的人文制度和创新激励。时势造就英雄，没有时势哪来英雄？
文化科技的创新火花常常迸发在不为人知的时刻。就像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可以在浴缸里悟出称量王冠含金成分的浮力原理。但要使创新火花转化为社会实用成果却往往需要经历更多的艰苦磨难与付出。与众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是构造创新的基本特征，科技文化的创新与哗众取宠的糟粕往往同出一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标新立异是它们的共同基因。虽然竞争、筛选、淘汰是成就创新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但社会文化对于创新的价值认同是保护和激励创新的重要环境温床。如果社会的文化环境习惯于嘲讽每一次尝试惨败，社会的体制环境习惯于压抑每一次标新立异的个性张扬，那些凤毛鳞角的成功就失去它们的立足之地。如同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权力和自由会在影响社会安定的名义下被随时取消剥夺。体制失信于民是社会丧失诚信、人民信仰沦落的根本根源。在诚信道德缺失的社会中，人们只追求眼前的现实物质利益，从而形成从追逐物质小康转型到人文解放的社会瓶颈。人们完全不能想象，只要社会文化环境足够宽容开放，许多意想不到的科技创新竟会应运而生，即使是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创造条件成长起来。人们往往只看到以金融方式投入的创新投资，人们往往看不到以诚信道德投入的创新投资。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缺乏这样竞争开放的文化体制和烘托这个体制成长的人文环境。在此我们可以看看几个生活实例。
陈光标是当今中国有名的慈善活动人物。有证据表明，在创业的十余年中，陈光标一直在捐助社会。在财产达到20 万元的时候，他曾用其中的3万元资助过安徽的患者；在财产达到60万元的时候，他曾用其中的20万元捐助了家乡修路工程。2009年，陈光标曾向南京黄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捐献过1.3亿元。2011年4月，福布斯、胡润公布的年度慈善榜上显示：陈光标在2010年间捐款2.2亿元。陈光标之所以出名并非由于他的捐赠排名，而是因为他的屡屡高调出场。他曾写信给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表示死后将裸捐财产；在云南盈江，他与举着人民币的受捐村民们合影留念；他曾把与其他企业合捐的3300万元人民币以10万元一捆的方式砌成了捐墙；在抵达台湾送捐的时刻，他亲手为灾民们送上了捐款红包；…… 。总而言之，他遭人忌恨就源于自身的个性张扬，但他的个性张扬并不能抹煞他为社会的捐款奉献。就因为他的高调出场，许多地方报刊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发表过不少文章从质疑诚信的角度来否定他的人品与善行。这些质疑形成了一种打击社会捐助的文化舆论。在这样的舆论之下，有钱不捐的不会遭人拍砖，面对困境袖手旁观的不会被人议论。在人们对日本地震造成核辐射污染谈虎色变的恐怖时刻，去日本本土捐送物资的人要受到社会质疑；在汶川、玉树和盈江出现灾情时，出现在重灾现场实施捐赠的人要遭受作秀的舆论谴责。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每位捐款施善者都小心翼翼，既要做善事，又怕招惹是非。就连捐赠回馈社会的好事都做得如此艰难，更何况文化创新中可能遭受失败的标新立异？
改革开放初期，一位出访归来的学者领导对自己的秘书说，“我没时间，也从不懂得怎么给别人准备礼物。因为是单位第一次公派出访，回国后不给大家带点礼物，实在过意不去。请你帮我清点一下单位里的人数，除去以后还有机会出国访问的，我就直接送给大家每人20美元吧”。这么大方爽快的学者，这么知情达理的领导，单位里的同事们一旦收到礼物，肯定会对改革开放感谢有加。没想到消息刚刚传出，就有同事来访，“我说老王，你可别这么带头大方。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头一开，以后我们每个出去的人回来，都得照此办理。否则我们就会遭人议论，那谁受得了啊。” 就是因为这番议论和舆论，领导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打算。用他自己的话说，不送礼不好，送了礼更糟糕。即使是自掏腰包，也得看大家的脸面。否则是送了礼物，还要挨集体批评埋怨。就连自费送礼的好事都做得如此艰难，更何况文化创新中可能遭受失败的标新立异？
向个人或社会募捐在现代社会里是件平常的事情。认捐与否，完全取决于你的个人决定。要是心情舒畅，你就多捐两个。如果手头吃紧，你就少捐或不捐，但这决不应有人对你说三道四。记得国内一所著名大学为了创建一份以某位大学者命名的基金，基金的创建者找到了这位学者生前的一位高足，动员这位高足为自己的恩师捐出一份基金。这位高足果然不负众望，当场就爽快地捐出了500元。可是基金的创建者在得到他的捐助后，并不满意。他们在背后计算了捐助者的收入，认定他在有高收入的前提下，怎么可以只对以恩师命名的基金捐出这个区区小数？就这样，在高足学者认捐以后，文化圈里流传出了一种议论：这位高足学生真是小气。如果他的恩师在天有灵，一定也会对他表示失望。就连自愿捐款的好事都做得如此艰难，更何况文化创新中可能遭受失败的标新立异？
但这就是现行的社会文化，流行的舆论以无形的方式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对于超脱常规的思维行为，流行舆论可以从造谣中伤，发展到无中生有。只要你不与这种文化氛围妥协，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受人议论，成为先烂的出头椽子。即使这样的舆论不能约束所有的勇敢个人，但却可以约束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工作，破坏他的声誉。面对压力，你会感到无可奈何，与其因为做点什么而遭受舆论攻击，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这难道不是中国社会缺乏文化创新的一个环境原因？
尽管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许多根本变化，氏族家庭和父子尊卑对于个人的束缚已经基本解放，但是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束缚并没有完全消失。追求物质利益、放纵道德沦落、舆论中伤他人依然是当今社会中的流行文化倾向。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难有创新追求，在这样精神溃败的文化环境下社会的发展难以持续。
透视中国的社会变革

文明的传承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任何缺乏文明基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曾经多么轰轰烈烈，短命的前景早已命中注定。道德和精神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任何缺乏道德精神支撑的社会变革，无论它曾激励过多少志士仁人，人亡政息是它注定的下场。追求现实利益可以激发社会变革，但它如果缺乏文明的传承基础，缺乏社会的道德精神，它注定会随人事关系的交接替换而衰败终结。
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曾经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扭转了政治社会的发展航向，中国社会从此接受了经济治国的大政方针。但人类的社会不仅是个物质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个文化社会。放弃现实社会环境中为富不仁的物质追求，回归中国的传统文明才是保持社会变革动力不败的文化前提。社会的道德精神决定着改革开放的未来命运，“摸着石头过河” 曾是启动改革开放 的权宜之计，却不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变革的尚方法宝。在信息流通的时代，人们以著书立说、 短信群发、一语微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理解与期望。维护少数特权阶层的社会变革不能持续，崇尚社会公器制度透明公正的改革开放才能在传统道义和文化基础上长久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均其田”、“均分财富”都曾是激发社会革命的流行口号。但在这样口号推动下的社会革命，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即使是那些推翻了当时社会统治的革命， 也都是些失败的革命。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功成为王的胜利者绝对无法向人民兑现“人均其田”与“均分财富”的允诺。鼓吹“人均其田”、“均分财富”如同在今天的社会里鼓吹“人人都拥有房产”一样，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老奸巨猾，企图以此驾驭和操纵社会舆论，从而达到个人目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相对于人口数量和个人欲望的增长，财富永远是稀缺的。这就意味着“均分财富”根本无法实现。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平等的确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这个平等的精髓在于人类的地位平等和权利平等。这个平等意味着，在透明、公正和竞争的体制环境下，人人都有机会比他人做得更好，人人都有机会以自己的独特奉献回馈社会，任何平民都应有权通过公开的制度渠道成为社会的最高领导。放弃追求物质平等的社会宣传，建立追求权利平等的社会进步，改革开放才能超越物质追求的狭隘约束，才能暴露那些浑水摸鱼的社会腐败，改革开放才有了追求个性精神和地位解放的文化旗帜。
从追求小康致富的物质发展到追求权利平等的文化发展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的重大转型。如果不是这样，改革越发向前，社会舆论思维就越发混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稍有提高，但人民的平等权利究竟如何体现？就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国家宪法从来都说，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可社会的主人从来不可以批评社会管理，更不可以批评社会的管理体制。到底人民是主人，还是只有入党当官后，才有资格做人民的主人？这更是个不能被人问津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章程里从来都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但是党内的批评从来难有真正的民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写万言书，并没有违反党章国法，只是发表个人的看法意见，但却因此被贬职斗争、一直到死。罢黜名正言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法定程序，却被打入冷宫，遭受迫害，一直到死。软禁名正言顺的党总书记赵紫阳也可以不经过党章的规定程序，从解职到人死，执法的组织也没拿出确凿的事实来证实为迫使他下台而罗织的种种罪名。在一个说你有罪就能定罪，而无须尊重事实和履行法定程序的社会；在一个可以把你因罪关压致死，而无须拿出证据的社会；在一个以体制名义治人以死，但却无人承担责任的社会；在一个因批评建言，就会被冠之以“迫坏安定”罪名的社会，主流社会的舆论怎么能不阿谀奉承？主流社会的舆论怎么能不空话假话横行？社会怎么能不失去文化精神的指引？人民怎么能不失去诚信与信仰？ 中国社会的文化体制开放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最大课题。中国需要发展，中国更需要可持续发展；因为文化体制改革不只是中国成长的权宜之计，而且是中国成长的长远之计。中国的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
看看今天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的社会积怨从体制外走进体制内，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社会的物质发展可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却无法化解社会的层层积怨，更无法面对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互抵触的体制窘境。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向使得国际经济的大环境成为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幅度的重大因素。一旦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就业的需求挑战就会更加凸显，积累多年的社会文化和体制矛盾最终还会暴露出来。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文化开放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体制改革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追求物质发展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尽头，转向重建道德文化的改革开放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唯一选择。
放弃人人致富的物质性改革目标，把以追求小康致富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转型为提高人民平等权利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看看许多当年革命老区的人民，过去他们推小车送军粮，冒死支前，拥戴土地革命。尽管当年的革命政府许诺过他们，但是建国六十多年来，他们的生活状况究竟改变了多少？他们又究竟享受了多少人民的权利？中国不需要暴力革命。两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除了让人民付出鲜血的代价，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如愿以偿，中国的社会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社会的民主价值没有得到推广，社会的文化创新没有得到发扬，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得到根本进步。
今天的中国需要文化反思，需要道德回归，需要精神文明重建。开放党内批评，开放社会监督，把追求小康致富转型为推动以中国文化进步为宗旨的改革开放是达到中国文明重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实践中国社会的文化体制改革，功在千秋，造福万代。这是历史的呼唤，也是人民的声音。

美翼传奇

<就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共产主义破产以后，共产党何去何从？谁来回答？自己的信仰都没了，这个党还能干什么？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也许，解散了，不失为明智选择。（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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