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八章 爱情闯入生活（略）

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我从一个基层政权机构进入一个副省级的政权机构，无疑拓宽了视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任何一级政权都是党的的机器，都是毛主席的意志化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一切都是唯命是从，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保住官位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的国家是毛主席一人的国家。

一，调离区政府

为粮食统购统销的事情，我和区长李运行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他没有办法整治我，我除向市委反映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来捣腾他。在这期间他也想找我谈谈改善关系，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陈崇阳几次来劝我说：“老黄，李区长再不对，总是你顶头上司，‘县官不如现管’啊！我还是那句话，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梦觉是个饱读诗书丶满腹经伦丶知今通古的人，接过话头鞭辟入里地分析说：“黄牛，我佩服你敢闯敢冲的性格，依我看无论新旧社会，当爸的谁不喜欢听话的孩子。领导，是革命的长官；组织，是我们衣食父母。士兵怎么能去反对长官？儿子怎么能去反对父母？中国是个小生产的国家，几千年来都是封建专制的社会，这个国家的特点：老百姓对官长，儿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幼辈对长辈，必须恭恭敬敬地服从。澎湃同志说得好：顺从是中华美德，反抗是神州罪恶。古语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他们的话十分有道理，但我是个喜欢坚持已见，好钻牛角尖的人，而且一钻进去就很难退得出来。我放下手中的书，想了想很平静地说：“你们的意见都不错，但我总想不通，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总有个谁是谁非的问题，他不关心干部疾苦，我向机关黑板报写稿错了吗？他不顾实际情况把农民口粮统购去，我向上级反映情况又错了吗？真理只有一个：要么他对，要么我错。他错了就道歉，我对了就坚特。我不会用革命的原则去作交易，宁肯不入党不提干。”他们两人知道说服不了我，只好一笑，转个话题讨论其他事情去了。

新来的区委崔书记也几次找我谈话，希望能够化解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可我却坚持自已观点：“他太主观，不承担责任，明明是他压下的任务，却说别人是强迫命令。”崔书记笑着道：“小黄呀，他是领导，领导总得有威信呀！这事又没有处分你，你为什么老钻牛角尖？”我不依不饶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做工作要认真负责，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李区长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崔书记只好苦笑不停地摇着头。不久全市编制调整龙潭区与金牛区合并，不知何种原因我上调到市人委办公厅秘书处作秘书，掌管人委大印。

成都市建制沿用中国传统叫政府，后来毛泽东强调“以俄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于是去政府为“委员会”，但首脑人物仍称市长，机关还是叫政府，只是挂在 “小天安门”（老成都政府在皇城里面办公，皇城与北京天安门一样，有高高的城墙，有威严森森的门洞，故有此称）门洞前的大木牌是“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当时成都市市长叫李宗林，常务副市长叫米建书，另外还有两个“摆设”副市长（指民主人士没有实权，我们私下如此称呼），一叫李劼人丶一叫黄渔门，他们两人都是非党人士，一个是文化界名流，一个是裕华纱厰老板。
人民委员会座落在市中心的老皇城内（俗称皇城坝）。是当年蜀汉刘备的都城，有点类似北京的故宫。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墙，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坍垮和拆除，但正南方向仍有三座巍峨坚实的拱门，拱门外约五百米处有条环绕城墙的小溪叫御河，河上有三座拱梁石桥，叫三洞桥，其形状格调近似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故成都皇城又有小天安门之称。穿过拱门直行登高，有两幢宽敞的木质结构的大殿，一叫明远楼，一叫忠义楼。忠义楼废弃未用，明远搂是当时市上召开干部大会唯一的会址。在明远楼的左下侧，有五排一通的老式平房，这些老式平房的特点是屋高丶墙厚丶中空丶隔音丶窗棂结实丶冬暖夏凉，不失为机关办公的最好地方。可惜的是后来逐步逐步拆除改建，早已没有古式建筑的影子，“文革”时为大树特权“毛主席的权威”，又建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不伦不类，真可惜啊！

这五排老式平房办公厅占去两排，一排市长办公室和会议厅，第二排工作人员办公区。办公厅下设两头处：，一叫行政处丶一叫秘书处。秘书处主任叫傅杰，是个女强人；行政处主任叫高兴德，当兵出身的武棒棒。那时共产党讲节约讲勤俭，机构垂直，人员精干，从勤杂到干部不足百人（现在有两千多人）。除李宗林丶米建书有专用汽车外，局长丶处长丶主任一级的均是自行车。机关干部吃饭分小灶。中灶丶大灶，穿衣服分灰制服丶。粗呢制服丶细呢制服。凡是吃小灶和穿细呢制服的称高干，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吃中灶和穿粗呢制服的是县团级，行政级别十四级以上；十七级以下称为一般干部，穿灰布制服和吃大灶。我是二十一级干部属主办科员，正处于上升阶段。

秘书处下设市长办公室丶秘书室丶保卫室丶文印室，我在秘书室。我们这个室有五个人，都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事。我的工作就是盖市府大印和卡市府钢印。我只认主任签字盖章，工作轻松极了。有时一周不开张，多半时间在自学看书。上午下午都做工间操，干部大食堂设在烟袋巷口的一个大院子里，各人用菜饭票买，住宿在市府机关大宿舍。宿舍共有五幢，一幢司局级领导干部住，均是大小不等的单独院落，一幢局处级干部住的地方，为单房或双房，均无卫生洗浴间，另三幢是单人宿舍，每舍四人，厕所丶洗浴均为公用。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洗刷完毕即到门外大街上列队做广操，一派生龙活虎的气象。

那时大家心态平衡，职务无论大小，不觉得有什么不公。个个朝气勃勃，单纯热情朴实，相互无利害冲突，更无检举揭发一说。人人象姊妹，个个象弟兄，十分团结亲善，和睦无隙相处。
我们秘书处每到周末常有个特殊任务，为首长（也就是高干）举办小型舞会，将各局各委中最漂亮的姑娘通知来和领导跳舞。常来跳舞的有贺龙丶李井泉丶米建书丶郭实夫丶叶石等大干部。舞会是保密的，不准外人进去，我的任务是把门，因此和保卫室的王承锐交好。他是西藏转业回来的军官，长得很帅气，喜欢打球，两人常在一起聊天。他送过我一柄西藏带回的印度牙刷，我还送一册日记本，并在首页上写了四句打油诗：“不信鬼来不信神，千锤百炼钢火纯。大师笔雄出砥砺，巧匠工精在奋勤。土肥苗壮花自艳，水丰籽满果压林。若问人生成功路？刻苦求知创光明。”想不到这首五十六个字的打油诗，两年后竟然连累他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监督劳动，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异，毁了一生啊！。

闲时，主任也找我聊天，除了向我讲叙革命道理外，便是鼓励我进步，多为革命作贡献。而我总是请缨，希望领导上多给我点工作，一天太轻松了有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她听后总是笑笑说：“小黄呀！你太年轻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不是你出身和政治条件好的原因，根本是不可能坐到这里的，好好锻炼几年，待你成熟后，提拔起来作点什么？”

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老缠着领导要工作，对坐着拿钱的差事还不安心，你说该不该当右派？。

二，两次特殊任务

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在1971年“9。13”林彪事件前，全国各大城市每逢“五一”和“十一”，都要举办盛大的游行活动，一是显示人民的团结，二是表达群众对党的热爱。此风沿于“老大哥”苏联，凡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每逢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以及厂矿团体的工人丶农民，都要穿戴整齐，打扮得漂漂亮亮，手执红旗，肩扛领袖肖像，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大呼口号，高叫万岁，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地方便是接受省市委书记的检阅。对统治者是权力的享受，对老百是劳役的付出。同时也是身份的检验，因为地丶富丶反丶坏丶右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 “贱民”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当然成都也不例外，每次我都是参加者，也曾想过：要是有一天我也能站在城楼上该多棒！机会终于来了。

1954 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往年的劳动节不一样，因为这次游行检阅的不只有省市委领导，还有西藏头人达赖喇嘛参加。在此之前，领导上就作了精细的布置，他们说：达赖是西藏最大头人，要去北京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川成都是他第一站。我们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任何问题，这事关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稳定西藏大局的大事。其真实目的是让达赖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力量和人民群众怎样拥护热爱共产党。传说达赖十分夜郎自大，认为西藏很不得了，有枪有炮有藏军，出藏时坐汽车要坐车头，说从来没有人和他平起平坐，怎能和司机坐在一起？通司向他解释半天，后来虽不坐车头了却封了司机为四品官，这样才同意坐上汽车。此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反正他来到了成都。

为了做好达赖的接待保卫工作，办公厅专们成立了一个五人接待保卫小组，我作为工作员名列其中。这个组主要负责达赖当天在城楼上检阅的安全，包括送茶水丶毛巾等服务事宜。那天游行有30多万人，把巨大宽阔的人民南路挤得水泄不通，站在检阅城楼往下看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和五彩翻飞的旗帜，无边无际蔚为壮观，歌声鼎沸十分感人，真是波澜壮阔好一派景色，无怪当官的喜欢如此。你想几十万人打从面前经过，又是欢呼又是喊口号，还有什么比这荣耀！？此时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大游行，目的是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

在游行前半小时，达赖和他的家人以及经师丶随从，分乘五辆小车来到城楼下，早守候在那里的市长李宗林丶副市长米建书，即恭身上前拉开车门，毕恭毕敬等候达赖下车。达赖昂着头直着身走出轿车，既不与两位市长寒喧，也不向四周迎接他的人挥手，目不斜视，若无旁人，气宇轩昂，迈着大步，挺胸前行。他那时还不足18岁，清清瘦瘦，高挑个儿，头戴金丝编织的盆帽，身着玄黄长袍，在那白净的脸颊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长长的袈裟拖在地上，由他姐姐牵在手中，一大群随从紧跟身后。李宗林丶米建书两位市长紧跟左右，态度极为谦卑恭顺，一脸是笑殷勤至极，弯着身躯陪同达赖活佛一步一步，拾级登阶城楼。我心里在想：“共产党真伟大，为了国家的利益，西藏的和平，对他竟如此礼遇。”

达赖踩着红地毯，上得城楼，高高地坐在一张黄梨木椅子上，极其骄傲地向四周环顾一眼，然后凝目端庒，像尊菩萨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我们送去茶水，他仅仅礼貌性地含首示谢，并不取用。后来才知道，他从不轻易地服用民间食品。

三声礼炮后游行开始，两位市长恭请达赖移步城楼检阅。他在经师丶家人的掺扶下来到城垛，细细地观看了半个多小时后才退身回去，依然坐在那张黄梨木椅上，黙默无语仰视天穹，一副尊贵气度。我们一直屏立在左右伺候，距活佛不足两公尺，却不敢上前求他赐福。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鬼神与因果，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不过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却没有征服这位宗教领袖独立的人格，四年后他率众去了印度，此后一直在国外流亡。我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上前向他致意，错过了人生中最难得的机遇。

另一次是这年10月吧？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恩来总理取道昆明回北京，路经成都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休息，这个消息大家是不知道的。大概是星期五上午10点，廖家岷秘书长召集政法系统党团员开紧急会，说：“今上午提前一小时下班，下午去人民公园游园，男女同志都要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如果能化桩那更好。”大家听后，一阵欢呼雀跃。待人们情绪平静后廖家岷秘书长又说： “同志们，今天游园可有个政治任务，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我们政法系统负责的地段是从十二桥到保路纪念碑，在这一地段里，凡有不认识的人就要卡起来。”

回到宿舍后，大家急急忙忙的换衣服，王承锐和我喑地猜测，他压低声音问我：“老黄你估计今天是哪个中央首长？”我擦亮皮鞋神秘一笑，反问道：“你说哩，是哪个中央首长？”他结上领带对着镜子照了照想了会儿，摇摇头说：“我要知道，还问你么。”我们走下楼梯，我想了想说：“不是一号，也是二号，最起码也是三号首长……”共产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凡出现于公共场所或报刋杂志，都按职务排定的顺序，五十年代中央是毛丶刘丶周丶朱丶陈，地方是第一书记丶第二书记或书记。顺序的变动意味着权力职务的变动，所以决不能错号的。

“何以见得呢？”我们沿着人民南路一边走一边说，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深秋的阳光穿过梧桐树，把柔和的光点洒在行人脸上，使你沉浸在生活的样和中。最后来到集合的指定地点。


“贺老总我们是常见的，陈毅副总理也来过成都，都没有组织专人游园保卫。现在组织专人游园保卫，不是毛主席，就是刘委员长，或是周总理丶朱总司令。”到了目的地，我们两人按分配的地点守住岗位，我巡视四周继续说完自已没有说完的话。王承瑞点点头表示同意道：“你分析得比较正确，难怪同志们夸你是科学脑袋。那我再问你，这一二三四号首长中，今天来的又是那一位首长？”

“那位？——”我揣摸着：“说不一定是毛主席哩！”

“毛主席！”他高得跳起来叫一声，引得行人注目，我即忙提醒道：“你怎么啦？这是公共地方啊！”他看看左右，把声音压得极低说：“今天要是毛主席真来游园，我一定要上前去和他老人家握手，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怎么行，不能违犯纪律啊！廖秘书长不是说，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保卫，如果都跑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几千几万的同志能握得完么？那会把毛主席的手都握肿，要是真的有坏人，他们就会借机捣乱。”我这样说，心里何曾不是这样想：要真能握上毛主席的手，我这辈子死了也不会忘记……

从翻身那天起，我就对毛主席怀着巨大的情感，正如领导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们一切成就的取得都要归功于毛主席，人民的幸福来源于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在我们心目中是何等崇高伟大啊！但愿今天能见到毛主席。不过我清楚知道，今天不可能是毛主席来游园，我这样说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人民公园位于市中心，过去叫少城公园，在它腹心地带有座高大的石碑，是为了纪念在50多年前，四川同盟会发起反对清政府把民间集资准备动工修建的成渝铁路收归国有的事件中牺牲的仁人志士而修建的。石碑上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成都人都叫”保路纪念碑”。此时正是初秋季节，绿柳红花争奇斗艳，莺飞燕舞百鸟欢呜，我们两人横坐在小河的石栏杆上，望着近处的鸟园。“你最喜欢那种鸟？”我问。他想也不想地道：“鹦哥，你呢？”我摇摇头道：“鹦哥有什么喜欢的，鸟语人言，没有自己的风格，事事学舌，我倒喜欢百灵，它叫得脆，叫得响，叫得好，声音动人极了。还有就是杜宇……”“杜宇叫得怪可怜的，”他岔断道：“听说这个鸟直叫得嘴巴流血，才飞走是不？”

“是这样，文天祥有首诗就写道：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着啼鹃带血归。’杜鹃又叫‘杜宇’丶‘子规’，这鸟遭遇最苦了。”我叹口气说：“它原本是个皇帝，后因宠听爱妃之言，弄得国破家亡，饿死在逃难路上。为怀念它的臣民，便化为一只鸟飞回来，叫着‘我太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他笑着道：“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压迫人民的，那会说对不起，这些全是你们写书人编造的。”正说着，公园门前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来啦！”大家的视线迎着下车的人，不一会儿桥头出现了矮小微胖的李井泉政委，精瘦高长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他们中间走着一个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左手半握曲肘与胸线呈平行的人。他步履矫健，一边和李政委丶郭沫若说着话，一边审视着园林秋色，我一下认出来，不由得高兴地叫出声：“周总理！”

“周总理！”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花间树丛中荡去荡来，在溪波流水里滚去滚来，顿时四周响起一片掌声。当他从我们身旁经过时，我们秩序井然，只热烈鼓着掌道：“迎欢周总理！向总理问好！”

周恩来频频点头，笑着挥手致意道：“同志们好！”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风流倜傥，忠于爱情的明星形象，享有很高的威信。随着岁月的迁变，时间的飞逝，以及不少资料显示，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是毛主席的帮凶。无论“反右”或是“文革”都做了不少坏亊，为了讨好江青，他亲笔签批了逮捕干女儿孙维世的逮捕令，在私人生活上也不干净，很早就有外遇。那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蓓蓓，据说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总之他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了不少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一直待总理一行离开公园后，政法党委才发出自由活动的命令。当天我们看见了周总理，可有的人连影儿也不见，纵是见着也远远地不能朝前一步。在回归的路上我问王承瑞：“你说，今天周总理知不知道这么多游园的人，全是国家机关干部？”王承瑞道：“当然不知道。我在办公厅快两年了，只要首长一出去，四周围全是便衣保卫，如要问什么事，找什么人，事前都有安排，不是你想接近就能接近的。”原来是这样，由此可想而知，党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善于作假，纵是对他们自已的领导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