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二）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我从一个基层政权机构进入一个副省级的政权机构，无疑拓宽了视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任何一级政权都是党的的机器，都是毛主席的意志化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一切都是唯命是从，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保住官位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的国家是毛主席一人的国家。
……

四、一首小诗引出的麻烦

1955 年在我们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庆祝“三化三改”胜利的同时，另一件不幸的悲剧发生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和发起的丶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以及由此在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我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为一首小诗也牵连其中。为了说明这个寃案始末，须先作一个背景介绍。

胡风本名张光年，著名的诗人丶作家与文艺评论家，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支持人与盟友。他一直从事进步的文艺创作活动，写过不少十分激进的作品，鲁迅先生十分赏识他，说他是有正气的知识份子。中共建政前他主编的《泥土》丶《七月》等刋物，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写过不少讴歌革命的诗。那首讴歌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四九年后他是全国文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但他是个狷狂之士，“性格鲠直，易于招怨”（鲁迅语）。不懂得迎奉与献媚，不屑于明哲保身的哲学。他在创作上不仅拥有实力，而有一帮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朋友，这却犯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大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讲政治，只讲斗争，不允许任何人有真心和共事的朋友，谁要有谁就是小圈子或小集团。

自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中国文学创作便失去鲜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文艺作品变得千篇一律，再没有人性与个性的色彩，全是公式化丶概念化为政服务政治运动的宣传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与创作，胡风先生于1955年2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于是惹怒了毛泽东，开启了对 “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逐步逐步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领域”，其后到搜查私人信件，并由毛泽东亲自加批加注公布于《人民日报》上，在5月 13日毛泽东定性胡风为“反党集团”，接着胡风好友舒芜先生迫于政治压力，“主动交出”四九年前后与胡风先生的几十封通信的信件，于是毛泽东再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将这些信件斩头去尾的摘录公布，并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丶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先后被捕入狱。接着《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丶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之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置胡风先生于死地。不难看出毛主席以一国之君，为了扼杀不同观点与见解的知识份子，竟然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加害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寃案遍及全国，使2100多位无辜的知识份子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一案完全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春秋写下不光彩的一页。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 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以胡风“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地处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丶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丶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丶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丶著名文艺理论家丶诗人丶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在声讨胡风运动的高潮中，我们们这些不明白真相的青年一代，认为报上所说的都是事实，一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认为胡风很坏很反动，胆敢咒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革命事业，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多么的可恶可恨啊！记得在四川省文联组织召开的省市文艺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上，我还争着上台发言，以表示自已立场坚定和对党的热爱。


大约三个月后，在毛主席亲自指示和领导下，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上海最先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反革命份子”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丶公安局局长杨帆。又在三十年后才知道，潘汉年和杨帆均是党的老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党中央亲自指派去和大汉奸汪精卫联系，商量如何倒蒋，现在为了...将他们逮捕下狱 ... 。历史啊总是被不断的歪曲改写，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不了解真像，太可悲了。

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所有国家机关一律停止办公，集中吃丶住丶行包括在一起的学习。我们对私改造工作队也不例外，全部人员归入工业局党办统管。由于我出身和政治条件好，历史清白年龄又小的原因，当然是审干小组一员，最受领导信用和依靠的对像。“肃反”主要清查三种人：一丶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以留用人员为主要对象）；二丶平时喜欢说二话，对党对领导有情绪不满的人；三丶喜欢写写画画与文艺机关有联系的人。方法是：在学习小组会上，人人检查交待，从8岁谈到参加工作，然后大家帮助分析提出怀疑点。其实这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在这之前党委就根据个人挡案与所掌握的情况早有了重点。

我是运动冲锋陷阵的打手，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领导说谁有问题我就去揪谁，因此在小范围内研究审查物件都有我参加。经过多次研究，最后确定重点审查两人：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詹大丰，他是华西大学学生，四九年以前就参加地下党，多次发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示威游行，曾被捕出狱，领导上怀疑他有变节行为，便作为“老虎”交积极分子看管起来。他的夫人叫贺惠君，也是地下党的，四九年后曾任省团委学生部部长，我们叫她贺大姐。他十分乐意接受“审查”，成日蜷缩在办公室里不言不语，态度好极了。虽然“肃反”这一关闯了过去，1957年“反右”夫妻双双却成了右派，“十年文革”贺大姐经受不住批斗竟然服毒自杀，听说詹大丰至今还一人生活。

在重点审查我之前，党委先进行过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刘善成的意见却占了上风。他振振有词地说：“黄泽荣年龄虽然只有18岁，在历史上还暂时找不出问题，可是这几件事却令人想不通，无法去解释：一，他为什么要私藏中央绝密档？二，他日记上为什么写下变天幻想的诗？三，他为什么把别名取叫晓枫？是否和胡风的 ‘风’字有联系？四，根据他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写出那些小说，是否有人在背后代笔？五，为什么在斗争蕴英中表现得那样积极？由此推论：我可能有重大政治问题。”


机关肃反的目的，是清查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可是毛主席在做任何事情都先定调子，比如“镇反”城市要杀千分之零点五，农村要杀千分之一，机关“肃反”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怀疑对象。为了印证“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各单位就得按图索骥完成此任务“指标”。在领导者的思想中，认为本单位一定有潜伏下来的“反革命”。而一些为了讨好领导以求得攀升的人，便有意无意地陷害同志出卖朋友，以此表现自己工作能力和极积靠近组织，刘善成就是这样的人。他告密出卖了蕴英，现在又揪出了我，怎么不算立功表现呢？在政治斗争中人们不怕认真，怕就怕卑劣的个人私愿以正确的态度出现，即披着红色的袈裟干着个人发财的生意。应该说这种卑劣的行径在“肃反”中就已经大大地凸现出来了，可是却没有引起任何一级领导的重视，相反，还把这些人当成革命的珍宝，甚至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导致以后接连不断的悲剧发生。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可是共产党没有吸取这个教训，还逐步加以发展扩大，以至才有后来1957年的“整风反右”， 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全因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整人斗人，不断搞伤天害理的“阶级斗争”，给中华民族 ... 。可痛也夫 ... ！

在这场斗争中，事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要审查我，我有什么值得审查呢？可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刘善成以微笑的脸孔，得胜者的姿态，在工业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有政治问题时，我气得跳了起来，怒目拍桌而起，大声问道：“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中共建政前我十二岁当资本家童工，受尽压迫剥削，中共建政后15岁追党参加革命，我历史不仅清楚，而且清白，一家三代没有人当过保甲长……”

事情竟这样微妙，他们不去查证我的历史问题，却一直纠缠那关键的“四点”，我暴燥，我狂吼，可有什么办法呢？一群恶狗咬着你，你又是赤手空拳，又无打狗伎俩，只能蹲着身子左右防范保着安全。在这些时候我痛苦极了，我恨刘善成不顾实际，飞扬跋扈，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得这样复杂，促使矛盾激化，另方面感到人格和尊严受了莫大的污辱，来去行动受人监视。在情感波动的情况下，我做了两种打算：一是打胡乱说地谈些莫须有的东西，让他们查去；二是用自杀来表明清白。但反一想觉得不妥当，乱说不仅给组织增加麻烦，也给自已带来不利，使问题更复杂化；自杀，是叛变革命自绝于人民，我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自杀？可是刘善成并不放松我，步步紧逼，似乎搞不出我的政治问题决不甘休。牯牛怎能下犊，硬逼所得的结果又是什么？

在我们“革命阵营” 里，当一个人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被怀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为你辩诬和鸣不平，或伸来同情的手拉拉你，而送来的只是无情斗争和众叛亲离的划清界线。原因在哪里？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各级党委领导的，难道能和组织唱对台戏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何曾对被斗争批判的物件有过同情？前几天在揭发批判蕴英的会上，我不是那么慷慨激昂没有任何犹豫任何同情么，现在却希望别人来理解和信赖我，这是否不太公正？完啦，一切都完啦，组织不相信，同志看不起，还有什么前途？一个星期天，我拉把椅子，坐在一株楠木树下冥思苦想，取出笔悄悄地写着自杀绝命书，我希望有同志来发现，借此向组织陈述冤屈，可是一个人也不来，我写了几页看一遍，苦笑一下便撕个粉碎。快到开饭时候，机械设计科的王工程师，走来和我聊天。他是个留用人员，在机关里从不树敌，成天客客气气笑嘻嘻，在这之前我对这类人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认为他们不是革命者，是靠拿工资养家活口的雇用人员，对革命没有热情，哪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上进心，此时他端来张木椅，在我对面坐下说：“小黄，你怎么啦，这几天瘦得象猴儿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年轻人呀要乐观愉快。”

我道：“我有什么问题，审查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作结论。”

“就为这不吃不喝？”他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三反运动时把我打成大贪污犯，批呀斗呀几十次，说我贪污了好多好多亿。各人的事自己最清楚，我是搞工程设计的，怎么能贪污，但他们不依我说，分析去分析来，分析得硬像贪污了。开初我也背过包袱，后来想通了，我没有贪污你总定不上。于是我高兴起来，成天照旧吃肉喝酒，嘻嘻！运动结束了，我的问题也结束了。这次他们也审查我，我就不像你，又扳又跳。你审查你的，我睡我的，不信能把我搞成胡风分子？你有什么，胡子没长一根，又是工人出身，怪了，还会有政治问题？冷静点，让他们审查去。”

我为他开朗和达和人世间的真情所感动，点点头道：“我自知问题早晚会结论，可一天来去总有人跟着你，看起多不光彩。”

“小黄呀，这是领导上保护你的安全啊！”他明亮深沉的眼儿，狡黠地一闪说：“你们年轻人脸皮薄，认为栽过尾巴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才不管它，别说尾巴，就是来两个背枪的我也照常唱歌说笑。哦，我知道了，你怕你小肖不爱你是么？这才是个好机会，考验爱情的好机会。要是她认为你受审查就变心了，这样的姑娘干脆早砍断，人生的路长啊，一辈子要爬多少坡下多少坎，爱情也是这样，我想她不会罢？”

他的谈话，解除了我的忧虑，此后我便按照他的办法办，再不把“审查”放在心上，更不当成包袱来背。刘善成不肯甘休，用出各种哄骗手段希望我能上套，我不理睬他只好将注意力转到詹大丰主任身上。借这个空闲我每天大量看书，外国的中国的名著，没事便和钟工程师谈天说地。

钟工程师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生有过的不平凡的历史和经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中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远涉重洋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专攻纺织，搞“工业救国”。在法国他曾和周恩来总理和张东荪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相交甚笃。周恩来向他宣传共产主义，张东荪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他对两者都不感到兴趣，用他的话说：共产主义是鸟托邦的幻想，三民主义是不西不洋的东西，在中国很难做到，他认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只有发展科学，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准，改变愚昧落后的状态，才是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所以，他致力于科学，十分勤奋的学习。大学毕业后，曾在里昂一家纺织厂工作，并和法国一位女郎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回国，在上海申新九厂作工程师，“八·一三”抗战爆发，申新厂遭日寇火焚，他十多年的书籍和笔记全化为乌有，法国女人避难也返回了巴黎，于是他只身归川，东飘西荡，在成都立了家，进入裕华纱厂，前年上调市工业局任总工。

我最喜欢打听的还是法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体制，常常提出一些问题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天我这样问他：“钟工，你在法国住了七八年，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取下老光眼镜，搔搔斑白的头发想了想说：“当然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国民主极了，它是多党制共和国，任何政党都是公开存在，公开工作，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它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议会，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制定国家法律，选举总统。总统如在任职期间不称职，议员可以罢免，议员不代表公意，选民可以罢免。总统任期五年，议员也是五年。我在法国，亲眼两次看见他们选议员，那场面可闹热了。在选举议员前，各党派出动宣传机器，通过报纸丶广播车丶报告会，在工厂丶学校丶企业丶农村，大势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选票。最有趣的是议员们在国会开会，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争执起来互不让步，甚至在国会里大吵大闹，有时还闹得掀桌子扔板凳，打成一团，然后又各自检讨。在巴黎经常看到工人罢工。罢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向政府提出各项要求，政府如不答应他们就静坐不上班。这时员警开来警车，用高压水龙头冲，冲得工人四处跑。罢工的头头政府从来不追捕，但工厂可以除名开除。今天在这个工厂开除除名，明天又到那个工厂去上班……”

我听得很有兴趣，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问：“法国人民的生活怎样？”

他道：“法国人最讲享受，就连最穷的家庭每天都有腊肠丶黄油丶面包丶水果吃，人人有牛奶丶咖啡喝。他们一般吃五顿，最讲究的是晚餐，一周总得吃一只火鸡。法国的女人喜欢打扮，平常都涂脂抹粉，穿高跟鞋，腰杆紧得细细的。他们讨厌生孩子，认为生孩子会影响人生快乐，所以人口一直没有增长，有几年还下降，最后迫使政府提倡生育。人们不喜欢生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国家的最小细胞是家庭，法国却是个人。在他们的宪法上规定，父母对子女必须承担抚养的权利，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人老了有养老金和社会救济。这一切决定法国社会的民主，自由……”

我又问：“你怎么到法国，什么又叫‘勤工俭学’？”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飞起笑容，欢快的往事使他年轻了许多。他说：“‘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觉醒了，都为民族的命运担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怀着这样的希望，决心到西方去看看。可是我家庭穷，根本没有这笔经费。那时法国的劳动力非常紧张，特别是一般笨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人去做。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决定派一部分留学生去法国学习，这部分留学生大多数是穷苦家庭，不能负担这笔经费，便采用以工代账的办法解决。‘勤工俭学’就是现在的半工半读。我们是坐邮船出国的，住在巴黎华侨公寓，上午时间去餐馆帮人洗餐具丶擦地板丶抹门窗，下午去大学听课，晚上在公寓自习。生活基本上过得去，不低于法国一般人民的生活。”

“巴黎美不美啊？”静一会儿，我再问。

“巴黎美极了，称为世界花都。它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绝不是！】，到处繁花似锦，简直像一座玉雕珠嵌的城市，不愧为世界八大城市之一。”钟工说到这里，怕我不知道世界有哪八大城市，即竖着指头说：“这八大城市是，美国的纽约，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但最美的最漂亮的还是巴黎。所以巴黎又称欧洲的文化中心。它城市的建筑结构不像我国，我国是铺面相连的街道，它全是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筑，街道就由这一幢一幢的建筑组成。它的街中心是花园，几乎都有喷泉；在街的两侧是绿树，小食店就张伞设在绿树下，便利行人。一到晚上，男女恋人都手挽手，在绿树下谈情说爱，或唱歌跳舞，充满着和平安宁的景象。巴黎最有名的是六大建筑，卢浮宫丶协和广场丶埃菲尔铁塔丶凯旋门丶巴黎圣母院丶凡尔赛宫。单说卢浮宫，它是欧洲的艺术之宫，收有四万多件历代大师们的珍品，像米开朗基罗的《胜利女神》丶《恋爱之神》丶《奴隶》，达·芬奇的《蒙娜莉沙》丶《岩间圣母》，看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我听得入了迷又问：“听说还有什么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吗？”


他稍作回忆，继续往下讲：“埃菲尔铁塔又称巴黎的标志，高三○○米，塔分三层，分别在离地面三十七米丶一百一十五米丶二百七十六米处建有平台，塔上设有酒吧间和餐馆，供游人用膳丶休息丶观赏，上下有电梯，登上最高处，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我不明白地问：“怎么叫埃菲尔铁塔？”

他说：“听我法国爱人讲，为庆祝法国革命一百周年，法国人民提议建修此塔，由工程师古斯塔夫·拉菲尔设计监造，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铁塔重达七千吨，由一万二千个金属构件焊接而成。你想想，在七十年前，法国的建筑已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我国建一幢十层高的楼房都感到困难啊！不学习别人的经济怎么行。”接着他又谈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名字我是知道，只知它是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党头目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指挥部，而不知道它是法国人民的财富结果。

他说，1932年我去参观过凡尔赛宫，它在巴黎西南18公里的凡尔赛。这里原是一个小镇，在1642年路易十三建筑城堡，作为狩猎场，后经路易十四和十六的扩建，才变得金碧辉煌，富丽豪华。它有色彩鲜明的庭院，金光闪闪的大厅，精美绝伦的雕像，典雅宁静的花园，地面光滑照见人影，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像到了水晶宫和瑶池园，不相信还在人世间。

我对他的记忆感到惊讶，不禁叫出声来：“钟工，你是一个‘活法国’。”他淡淡一笑道：“不行呀小黄，比起我好些同学还差劲，他们才是真正的‘活法国’。人生最能记住的是悲惨和幸福，而在幸福的时候常常忘记悲惨，而在悲惨的时候却常常记住幸福，我喜欢法国，我热爱法国，这倒不是我在他国土上生活了八年，或与法国女郎有过恋爱，不是这些，是法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政体和人民主高度的文化物质生活吸引着我。我经常常梦想着那一天能重新到法国去，看来不行了，只有等死后去收脚板印。”

这番谈话在我思想上印象很深，震动很大，一方面感到自己晓得的事情太少，知识太贫乏，学习对于我太重要，于是自此我开始涉猎外国的现状丶历史和文学，大量翻阅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民生活的十分美满幸福，并不是在资本剥削的重扼下挣扎。

共产党的运动总是来时气汹汹，去时一股风。十月国庆日后，市工业局党委对我的审查不告而结束，解除了“安全”的监护人。可我想不通，多次找着党委严书记问： “你们为什么要审查我？凭什么审查我？”严书记说不出任何理由，可又不承认错误，用所谓的原则来搪塞我：“革命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负责。”我冷冷地一笑道：“这个要求应该打上引号，负责应该加上损害。”两个月后才知道，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丶省文联创作辅导部的方刚同志在“肃反”审查中可能与胡风案件有关，在一个风雨之夜服毒自杀。哦，我骤然明白是株连关系引起。两年后我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认识邱原丶茜子后才知道，方刚和胡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四九年前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投过稿挣了点稿费，而被省文联“肃反领导小组”认定为胡风分子故自杀，可怜身后丢下一个五岁小女孩没人管教流浪社会，写下人间又一曲悲歌。

解除“隔离审查”当我和肖俊华重见时，我笑着问她：“两月前你怎样想的？”她不以为然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看我们不是见面了吗。”我道：“如果我那时真的有了问题呢？”她很爽快地回答：“那当然要中断关系。”我没有多说，心里却在想：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忠贞单纯之爱，爱要稳固必须有政治前提。似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政治取代一切，根本没有个人空间。“阶级斗争”如影随形，是个可怕的恶魔！

1955 年“肃反”虽然扩大化，审查了好些不应该审查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的情感，但它毕竟面积小，在处理阶段又较慎重，基本上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故后遗症较少。但是，它却开创了国家机关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先例，为市侩小人提供了一条升官获荣的捷径，使一些阿谀奉迎者找到了出卖灵魂的上升阶梯，埋下了许多祸根。另外，使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我父亲从1953年中风偏瘫后，一直卧床在家，恰好在“肃反”中病逝。我姐夫来机关告知，由于我是审查物件工业局党委竟然不准回家，入土时也未见老人一面，使我成了不孝之子，为此抱恨终身。

出于对生活的敏感，我发现经过1955年的“机关肃反”，人和人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正常，审干中那批所谓靠近党和组织的“极积分子”，莫不纷纷入党和提干，那位死揪我不放的刘善成秘书，竟一跃而为市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取代了詹大丰的职务且一路攀升。现实生活似乎告诉人们一个不宣的秘密：要当官就得整人，要入党就得搞出卖。自此人们开始警觉：做人谨言慎行，说话环顾左右。机关原有的那种真诚丶直率丶热情的和谐氛围不见了，人和人变得虚与委蛇，过早的冷静和成熟。

出于对党的爱护，我不断向中共成都市委写信控告市工业局在“肃反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而且措词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如果市委不重视我的意见，我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招真灵，在 1955年岁末，市纪委张书记亲自接见我，花了近三个小时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他是南下老干部，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为人和善，不摆架子。他十分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却哈哈一笑道：“我的小黄同志呀！你这叫受了委屈吗？告诉你，我在‘延安整风’中被斗了三个多月，还关了我半年多的牢房，要你遇上了该怎么办？反抗还是自杀？什么叫‘干革命’？组织相信不相信都要照干革命，由其受屈丶受诬，更应好好干革命。我们共产党从来都是如此，对每个干部相信又不相信。因为世界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是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搞运动，才能把那些变节分子丶各种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革命阵营。这次‘机关肃反’全国就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仅‘胡风集团’就几千人。虽然把你审查错了，但不能抹煞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你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对你来说何尝又不是好事。比如今后提干，组织上就不会再审查你了。怎样，想通了吧？”。

共产党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经他这么一说，我原来的满腹忿忿不平，竟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