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二）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三章，反右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四、“伟人”亮出“阳谋”底牌


很快，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活》从中央传达到地方，而且原汁原味不作一点改动，听后真是大快人心，可是后来见诸于报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大相径庭，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文本。此时不少人大叫上当受骗却已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降临头上。用党的话说叫“错估形势”，用我们的话说叫 “太相信党和毛主席”。太相信必然盲从，盲从必然导致剧。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 ”（官僚主义丶宗派主义丶教条主义），中共各级领导一下软下身段，态度变得极其和霭大度。李亚群丶李累丶李友欣等一帮头人，数度在座谈会上致歉和作检查，承认对《草木篇》的批评有过火行为，方式方法粗暴等，一再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们决不打棍子揪辫子，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也许连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诱饵，而我们却认为共产党真的要反教条主义了，纷纷“跳出来”向党建言，把心中积怨一吐为快。报刊也一改斩头去尾的毛病，做到了有音必录，有话必登的全方位开放。记得令1957年5月16日省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因有文汇报记者范琰在场，己不发言的流沙河作了长篇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是阐述他对官僚主义丶主观主义丶宗派主义的极为不满，反对文学创作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以题为“流沙河谈《草木篇》”，发表了他的发言全文。我们很受鼓舞，纷纷写文章支持流沙河与《文汇报》。在“四川省文艺界大鸣大争集”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现引用如下：

作者蓝庭彬说：对‘草木篇’的粗暴批评是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对自己看不贯的东西就排斥，田原就在去年文联举办的除夕茶会上说，同情‘草木篇’的人的父母亲一定是镇压的，或者他本人在“三反”“ 五反”中挨过整。‘草木篇’讨论中之所以产生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和轰轰烈烈的搞法，是和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特别和省文联丶省委宣传部分不开。

西南民族学院教授何剑熏说：‘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份子在历次运动丶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丶失望和一定程式的恐怖的情绪。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份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丶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和党有了一定的距离。现在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想要消除这种距离。同时，就说明这种现实的存在。

作家王吾说：晓枫同志的三篇小说，我也收到文联寄来的铅印稿，参加了讨论。但是从四川大学的一位女同志发言开始，我就觉得气氛沉重。以后是川大一位同志指斥为反动思想，再后就是部队的一位同志激忿地斥责，让人有一种斗争会的感觉。的确是不利于百花齐放，不利于百家争鸣，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位署名言无罪的人在四川日报上写文章说：从今年1月对‘草木篇’的批评开始，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草木篇’这篇诗作的思想倾向是否真如绝大部分批评文章中所指出的，是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作者写作的动机是否出于反人民的动机？从批评一开始我就抓住了每一篇文章仔细的阅读，认真研究着其中的论据。遗憾的是，尽管篇数不少，但真正是从理论上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分析得透彻精辟，令人完全折服的文章实在不多。我们都相信 “持之成理丶言之有故”这句老话，但可惜的是，差不多这些批评文章中的“理”和“故”都脱离了作品本身，而转向到作者本人。尤有甚者，到后来干脆变成了政治审讯。当时我想说话。但是，在那一片讨伐声中，看看自己人微言轻，话到嘴边，依然压了回去。但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者，时至今日，对‘草木篇’的批评，居然还有拿出来重行探讨的一天。我实在又高兴，又兴奋，这不是为了流沙河（附带作一个说明我并不认识流沙河），个人是非究竟是小事，我只是忍不住要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心喜悦。我认为整个文艺批评的正常现象重新出现而振臂欢呼：我们渴望得太久了。回过头来，我们要看看几月来对‘草木篇’的批评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风气，它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又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假如我们不是存心欺骗自己，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用政治恐吓来代文艺批评的野蛮方法，不但没有说服流沙河本人，而且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已经起了反感（文联召开的会议上有些人的发言可以证明）。我不愿说批评‘草木篇’某些同志是从对人出发，但客观上却已经起到了这种坏的效果。人们有理由这样信：文学这个领域，看来还并不是那么民主。特别是在“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后。严重的就在这里。那些批评‘草木篇’的同志，最初也许是抱着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愿望而执笔的。但由于他们硬要把笔的功用变为刀的功用，因而有意无意的违背了应该保持的“与人为善”的愿望，把一桩并不需要用那种恐怖的方法而可以得到更好解决的事，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倒是恰恰砍伤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可怕的就在这里。

当然，好在今天事情还可以收拾。但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一篇文艺作品，动不动就要提到政治问题上来？毫无疑问，积极的主题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应该是我们文艺创作中永远列为首要的东西；可是，生活难道真是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光明，光明，永远是光明。难道就没有个别的人，要在这个光明的社会里做出一些不光明的事？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冷嘲热讽，嘻笑怒骂，又有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毛病揭露出来，应该说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不是跟谁过不去。更不该说是跟全体人民过不去。纵使他的动机果然掺杂有对人的成分，那也是对那些并不光明的个别的人，而事实上，它的社会作用恐也并非作者那对人的动机所限制得了。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揭露由于作者的手法不当，不能收到警世骇俗之效，甚至起到某些副作用，也只能用坚持说理的方式来进行纠正，使他自己，使千千万万读者和群众明辨是非，甄别利害，这会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矛盾都更有利于解决些。但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同志偏偏看不得玫瑰花上的刺，听不得逆 “我”者之言，不合已意，便“磨利以须”，拼命进击，不是要把这篇文章，而是要把作者这个一棍子打死。质问这，质问那，捕风捉影，制造口实，追查历史，根究出身，“跃跃欲试地把文艺创作过渡到政治边缘”。这种现象，发生在文学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令人心寒。话说错了，可以批评，但言者无罪，为什么明明是创作思想上的问题，硬要扯到反革命的罪行上去？这种员警式的文艺批评，实在比什么样的“毒草 ”都可怕。有病的人只会被他们弄得把病加深，无病的人也会被他们吓出一身病，这就是这些“率尔操刀”的同志们所梦想不到的恶果！

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思芩说：“草木篇”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的性质只是反映在文艺思想与创作方法上，主要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是不同意把‘草木篇 ’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上来，这样作未免提太高，小题大做，文不对题。“草木篇” 的抵触情绪与政治上的表白是有区别的，只有就作品论作品，从理论上对作品作具体分析，才能解决问题，一棍子打死是教条主义的粗暴行为，做起来固然省事，但却暴露了教条主义的浅薄与无能。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李华飞说：‘草木篇’这组诗并不是全部都是坏诗，“白杨”说的 “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在教条主义丶官僚主义面前不轻易弯一弯腰是可以的。为什么流沙河要写这样的诗，应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去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涉及人身攻击。对“星星”的批评也不对，由于“星星” 发表了‘草木篇’和“吻”，好多文章都采取一笔抹煞态度，认为整个倾向不良，甚至“星星”的编辑也有问题，一人犯罪，牵连九族，当然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还可考虑。总之，这是不公允的。影响了我们的创作，个人感受不敢写了，认为没有符合社会主义的内容，对社会中存在的缺点也不敢轻易提，只好歌诵。

西南音专文学课讲师施幼贻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草木篇’的错误在于作者把暂时的丶个别的东西代替了永久的共同的东西，以一点概括了全面。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但对‘草木篇’的批评，我不同意那种极其粗暴的丶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尽管往别人头上戴帽子，不能以理服人丶不能解决问题。至于人身攻击，政治恐吓那就更不对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文艺的批评的范围，把文艺问题当成政治事件处理了。假如说在批评‘草木篇’的时候火气太大，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对‘草木篇’的批评。对待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不能“以暴易暴”的办法，事实上那些文章中，除了不适当地扣帽子的以外，其中也不乏言之成理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尽管流沙河自己已承认‘草木篇’ 不是一篇好作品，但却有些人最近看到报纸上关于‘草木篇’问题的讨论，以及前些日子“文艺学习”第四期上孟凡写的“由对于‘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一文后，便又觉得‘草木篇’是一篇好作品了。这需要进一步从马列主义美学来加以分析，把是非弄清楚。

作家袁珂在会上发言说，我觉得‘草木篇’是一首不好的诗，坏诗，情绪不健康，调子低沉，作为“百花齐放”放出来，是有危害的，应该批评。但是批评应掌握分寸，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当成敌我矛盾。批评文章中，我不赞成佘辅之的批评方式，把流沙河说成是对人民的挑战，是站在反革命立场，并且作了些主观的设想，用自己的心思去推度作者的心思。作者写诗时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但是否就是指的具体领导，指的共产党员，我是怀疑的。批评应抱与人为善丶治病救人态度，还应允许反批评文章出现。

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志宪说：‘草木篇’和“吻”是不好的，但它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我对‘草木篇’的批评是不同意的，是小题大做。要贯彻“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方针，首先就要纠正粗暴的批评现象，提倡从真理出发的批评，反对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命令式的围剿式的批评。其次要放手，要相信群众。对毒草不要怕，不要捏得太死，领导上对群众要放心，大家都在马列主义丶毛主席方针指导之下，不要认为马列主义只有那些人独有，是鲜花，是毒草，群众是会辨别的，如果捏得太死，不相信群众智慧就会助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文艺理论家肖长睿说：‘草木篇’的讨论，在态度上丶作法上都存在粗暴，与“百家齐放丶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符的，目前在群众中是存在着是非不明的情况，认为那是一阵风，这又是一阵风。我们的文艺批评，现在应该做的工作是认真对‘草木篇’ 作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分析。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才能是文艺批评。诗人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传达的。形象的表达，又常是曲折复杂的。这就要我们细心体会。‘草木篇’既然通过的是比喻的表现形式，这就有其复杂曲折性。

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说：四川地区没有很好地贯彻“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的方针；“左”的教条主义占着上风。“星星”诗刊第一期发表的‘草木篇’和“吻” ，这两篇作品应该受批评，但批评的方式粗暴，当时我们就觉得过分；其中有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气势汹汹，甚至把‘草木篇’几首诗排列的次序也加以追索，认为作者别有居心，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渡引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动。这对贯彻“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是有阻碍的。自古以来就有“诗无达诂”之说，对一首诗各有各的解释，如比杜甫诗中有一首“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有人认为是写成都人民喜歌乐曲，有的人认为是写宫迁靡烂的生活。千百年来相持不下，争论不休。

正当人们昏昏然，懵懵然，冒冒然，兴兴然的时候，喉舌《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秉承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臭名昭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报刊刋一夜变脸，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的“反右斗争”正式登场，凡是支持赞成《草木篇》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妮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人。老天，一万人，一万条美丽的生命，一万个幸福的家庭，全被毛主席的“阳谋” （其实是阴谋）撕成粉碎，化为鸟有。自此中国进入了最XX丶最XX丶最荒唐的时代，留下亘古绝唱。

在强大权力面前，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五十多万知识精英不堪一击，全成了“纸老虎”，纷纷举手投降，噬脐莫及，相互嘶咬，相互残杀，没有脊梁，没有骨头，不顾及任何脸面向党低头认罪，纵如此也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揭露‘草木篇’事件真相》的长篇通讯中写道：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期性天哲丶“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丶“星星”编辑）白航（党员丶“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丶省文联干部）丶储一天（团员丶“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丶“草地”编辑）丶遥攀（“草地”编辑）丶白堤（“歌词创作” 编辑）丶晓枫（即黄泽荣丶成都日报编辑）丶徐航（即徐荣忠丶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 “花 ”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一朵而已。

“星星”创刊于今年1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丶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藉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了 ‘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倡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 ”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和宣扬颓废丶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所以大放谣言：“‘星星’受到围剿哪！”“天下未乱蜀先乱！”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丶吹捧。

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有的公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石天河嚷出：“要杀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的！”又骂：“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丶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狐群狗党一下应付到过去了！”流沙河也叫喊：“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 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从中央宣传部丶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星星”创刊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位 “星星”的党员注意。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丶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丶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当石丶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丶“是为了搞好工作”。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时，白航地向领导强硬提出：“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交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眉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 ’，为反党集团喊冤。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丘原丶储一天丶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说：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打击谁？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丶丘原丶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信上他自称：“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 ”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他的反击已经知悉。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如果你得步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眉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他一面写文章给文汇报，大喊“锦城春晚”；一面又纠集别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丶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的谩骂攻击；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动。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切忌只追求泄情，失去群众同情。”又指示：“应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根本原则丶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回信给石说：“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区间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来信说：“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厕人能相信斗争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市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丶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中共建政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龙分子，罗隆基丶费孝通来成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联的认谈会上，为流沙河丶石天河大鸣不平。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烂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为‘草木篇’作辩护。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斗争几天？ ”“是要让百花齐放呢？还是让寸草不生？”“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毁？”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宣邦显，盟员丶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丶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写了那篇臭名昭着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他问白航：“批评草木篇是好作用多？坏作用多？”白答：“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丶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出席座谈会的新战术，除又作了歪曲报导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攻。”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丶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文联常苏民丶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流沙河丶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技术，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云云。

形势的逆转在一夜之间，大家都惊了，这是为什么？流沙河先生经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建议他去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处避风。他接受我的建议星夜奔迯，于6月中旬乘火车去了西安，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

为了证实这段历史，以广视听（因为有的人成为名人后拼命抹煞这个事实，不知何故？）我不得不引用成都日报文艺组长肖青以刘岩本名，公开发表在报上，题为《晓枫丶流沙河之间的罪恶联系》一文中的原版：“我们看一看流沙河在他制造的所谓“政治陷害”丶“人身攻击”事件败露后，接受了晓枫的献策走避西安时晓枫给他的去信，当更清楚这一伙反党丶反社会主义的家伙是如何“相沫以濡”地鼓励“斗志”，并且是如何蠢蠢欲动地妄想有所作为的了。流沙河到西安后，立即给晓枫写信来感谢他的“指引”。晓枫在6月24日收到信后，在25日去信，用“黑话”和他们才懂的“行话”汇报了成都鸣放情况，并鼓励流沙河的“斗志”。信上说：“这几天成都气候还温和，给人有春凉之感”，这句话看起来是在谈成都气候，实际是在报告成都鸣放情况，而且诬蔑鸣放“有春凉之感”。这不是如某些右派分子所辱骂我们的“神经过敏 ”，或者在从他的“微言”中察“大义”，因为晓枫自己在下面下了注解：“两家报纸（指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主要锋芒转向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成都对你的问题还是平风静浪（按：一般说法是风平浪静）”，而且晓枫还对这一形势作了估计，他写道：“这也许是力量分配不过来。”不过，右派分子之所以蠢动，正是由于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无法正确“估计”形势，总是那么唯心地认定“胜利必属于我”。所以在这里，晓枫不仅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对流沙河的前途也未免 “乐观”的太早了一些，他甚至在信中向流沙河发出甜蜜的估计：“古语云：‘是非自有公论’，你勿用担心……谁非谁是历史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再一千个的诫告你：“脑子要想得宽，想得美，眼睛要看得远，看得高。”紧接着语重心长地流沙河“一个人要有耐性”。为什么晓枫要鼓动流沙河“要有耐性”，“耐”下去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在晓枫的黑信中也能找到答案：一个是他对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一个是他们还没有实现— —应该说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野心。这里，让我们照抄一段晓枫的黑信里的话：“这几天我估计你情绪波动很大，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报导（道）的有关‘草木篇是非问题，可能都看了。沙河，想开点，这没什么。记得吧？55年的肃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群众运动时，初时，难免没有一些偏颇。人，要经得起屈委丶风浪。 ‘草木篇’ 虽不可取，但白扬志却可嘉，这点你应学习……在这个狂风骤雨的时刻，你千万不要选择最轻便的道路——自杀。马雅可夫斯基写过：死，并不困难，活着才难困。你不是懦夫，我相信决不会将这可怕的悲剧重演。你是聪明人，应该比我懂得更多。现在你唯一的是珍惜你的才能，文学事业，也是人们对你的要求，和我对你的要求。因为我和你的交往，不只是‘士为知已者死’，而更重要的是：希望你在文学艺术上有造诣，弥补同代的不足。”两月后他回到成都，不但向文联党组织交出了我写给他的信，还“憣然悔悟”，写了两万余字的“我的交待”，堪称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