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五）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二、序幕是这样拉开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丶章乃器丶罗隆基丶储安平，以及费孝通丶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丶丁玲丶陈企霞丶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史达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丶章乃器丶罗隆基丶储安平丶丁玲丶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 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丶一个姓彭的记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员警，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鋥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 “感谢党丶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 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丶章乃器丶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丶视窗丶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丶《向党反映》丶《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丶走廊丶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丶漫画。这些大字报丶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丶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丶反人民丶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丶资本家出身的少爷丶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份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 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 “ ……”此后，他被开除党籍丶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丶杨蓓丶邱干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诉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丶“五反”丶“肃反 ”一样，过上三丶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主席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一网打尽啊！


三、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 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丶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丶通讯，可追踪盯梢丶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 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丶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丶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丶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丶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像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 “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丶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丶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丶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 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丶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我以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着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丶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丶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丶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丶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丶流氓晓枫的反共丶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 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 1951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丶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 “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 “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