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关涛: 借鉴历史、重建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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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

近代中国

现代中国

未来中国

对于在国内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解析

对于围绕着中国发生海外战争的可能性解析

文化复兴与道义重建



导读

国家经济的GDP发展曾被认为是评价社会成长的第一指标，巨大的社会经济基础更被认为是确立国家国际地位的硬性实力。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当今国内外的政治预言几乎一致认定，中国即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主角。很少有人愿意正视，更少有人愿意承认，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中国社会内蔓延积聚，濒临爆发。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使得国内舆论不满正在朝着“覆舟”的水位直线逼近；经济开发的“竭泽而渔”耗尽了资源，破坏了生态，也透支了社会成本。扩大投资，增加退税，拉动生产，加强出口，提高内需，促进就业，对民维稳，党内反贪反腐，社会上唱红打黑，高调和谐，党政机关算尽，结果仍然不尽民意。巨大的就业需求迫使政府正在寻找一条释放社会压力的渠道，而这直接指向了一场潜在的战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党面临执政换届。各路门阀势力正在积聚力量。他们有钱财、有背景、对军队有相当的影响、在地方有相当的势力，只是缺少名正言顺的社会最高权力。借助于对军队人事的影响，借助于鼓动民族崛起的宣传，借助于大力投资现代化武器的发展，门阀势力争夺社会最高权力的摩擦愈演愈烈。百姓的不满，就业的压力，权力的摩擦，国际社会的顺势挑动，以及贴近最高权力的门阀势力正在制造的舆论声势，中国正在临近一场名为社会公平、民族崛起，实为转移国内尖锐矛盾的社会危机。

但以上这些都只是社会走向危机的表象，而不是社会面临危机的根本。中国社会面临危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百年之前中国社会发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冲击了道德信义与社会信仰的基石，由此构成中国面临危机的真正本源。在今天的中国，孔孟传统儒家学说已被击碎，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统一已名存实亡，社会的体制架构正在被资本主义商业发展填充，追求物质的小康发展造就人文精神的极大真空。

缺乏信仰诉求的社会跛足而行，难行千里。借鉴历史，重建文化，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乃是当今中国以及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历史中国

与世界上宗教文化悠久的国家相比较，中国是个理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的思维和行为从来都是起主导作用的，而神或“天”的意志都只能通过人的社会行为来表达。在中国的文化中，人对“天”意的尊重与服从体现在个人以道义自律的精神方式向内约束自己，由此形成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在公元265–581年间的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传统道德文化严重失统缺位的三百多年。在这段扑朔离迷的历史中，东汉末年进入中国的印传医药佛教得以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相适应，得以与正统儒学和民间道教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儒、释、道”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文化。在这个转了型的文化模式中，传统的道义自律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仍然是社会精神的最高境界。

在西晋-南北朝时代，九品中正的氏族门阀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文化主流。贯穿于上层社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氏族、出身、师生以及门第等亲疏关系。这种关系弥漫在权力倾扎的争斗之中，阴谋与杀机压抑着传统文化中的贤能与道义。就连东晋明帝在了解了先祖制造前朝政治混乱，利用阴谋杀戮、夺取政权的血腥历史后，都发出了“这样的政权何以持久”的由衷感叹[世说新语∙尤悔类：当晋明帝从王导那里了解了前世得天下的过程后，“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门阀势力间的斗争较量与推翻门阀势力的民间反抗构成了当时连年不断的社会混乱。强烈的民间反抗标志着民意的强烈不满，但民意反抗却不足以终结当时的社会混乱。这是因为脱节分立的民间反抗缺乏重塑文化中枢的凝聚力量，前一个混乱只能被后一个混乱所取代。缺乏文化道义的中枢凝聚，混乱的终结只是意味着一场新混乱的开始。

终结社会混乱、跨越充斥社会的门阀势力、树立中央集权是重塑当时中国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恰恰是在当时门阀势力中的异军突起。隋王朝和唐王朝的相继统一再次以开创和巩固中国文化模式的转型方式作出了它们各自的重大历史贡献。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家族是西魏的军事贵族、北周的开国元勋。继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隋文帝第一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强权统一需要联合各方势力。而在统一之后，各方势力的利益追求却又在挑战和破坏社会政权的统一运作。彼此联合的门阀势力与利益争夺的门阀势力是一对生存在统一社会中无法忽视却又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能轻易剪除这些门阀势力，因为它们的影响既决定着新政权的建立，又决定着新政权的生存与延续。隋王朝为如何在强大门阀势力林立的社会环境中，重建中央集权，稳定新生政权提出了创新的文化思维，同时也推出了有效的政府举措。这就是隋王朝制定实行的一直沿袭到了清朝的三省六部制；制定了影响到后世基本立法的《开皇律》；开创了面向社会的国家文化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奠定了知识平民跨越门阀势力、直接进入中央集权高层管理的相对开放的体制渠道。这样的文化思维和政府举措是划时代的创举。它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唐王朝的建立是继隋朝混乱之后又一次门阀势力的异军突起。唐太祖李渊及李世民父子的家世既是北周的军事重臣，又是前隋王朝的封疆大吏。从唐太宗李世民“水可浮舟，亦可覆舟”的醒世感叹中，人们可以体会到盛唐天子并不以为自身的军事力量足以平定天下，在他的内心深处深深敬畏着社会民意与世俗文化，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太宗时代的文化特点。如果说唐太宗的政治统治可以仰仗他在得天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人气和威望，在他之后的武则天就不再具备这些特征。开创社会的稳定可以通过统治者的自身开明与威望，但是推动社会稳定的持续发展却无法通过希冀统治者的开明与威望而世代相传。继承和发展前隋留下的科考制度、实行民间检举与苛政统治就成为加强唐王朝中央集权与削弱门阀势力之间的长期较量。“实行民间检举与苛政”的中央统治是无法长久的，但发展了的科举考试制度却从此成为了中国封建文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提高了道德文化在社会统治中的至高地位，加强了中央集权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极大地削弱了门阀势力的社会影响，为民间百姓和普通文人提供了一条通向社会上层管理的开放渠道，也以制度的方式为中央王权带来了出自民间的文化影响。这样相对开放的弹性制度当然不是完美的，它的形成初衷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不是推动社会民主。但是这样的文化体制却可能跨越被利益左右的社会舆论，可能弘扬激励社会道德监督的理性发展，在与民意选票相结合的基础上，它有可能为现代社会的高层管理提供理性文化监督和管理人事的上下流动。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我们才有可能跨越对于科举考试的八股偏见，还原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

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中枢的凝聚力量远远胜过军事实力的强大。秦始皇帝之所以能够实现四海归一，与其说是因为当时强秦的军事力量，不如说是因为统一的本身顺应了在当时诸侯各国已经逐步形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倾向，秦始皇推行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只是在更高的管理层次上加强和巩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强秦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也早晚会由其他国家来实现。虽然秦王朝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它所实现的文化凝聚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乃至于未来的世界。与中国社会文明凝聚相类同，公元四世纪后在欧洲出现的匈奴后裔军团以及此后在阿提拉(Attila)大帝统帅下重创东西罗马帝国留给社会的中世纪黑暗与混乱最终还是被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文明与科学发展所取代。军事强权和暴力苛政是对人类历史的破坏，只有社会的文明秩序才是推动人类统一进步的根本保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是插曲，“合”是终结。建立社会道义精神是“合”的旗帜，确立文化信仰是巩固文明统一向前发展的社会人文基础。

近代中国

在距今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近代中国，国家社稷、民族尊严、民众心理和文化传统曾饱受羞辱煎熬。历经千年风雨的泱泱大国面对西洋枪炮只有招架之力，筑有万里长城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面对远涉重洋的入侵者没有还手之功。在1840年后的短短七十年中，帝都京城两遭外军攻陷，皇帝太后只得化妆逃遁。作为皇宫禁地的紫禁城、圆明园惨遭强人洗劫，后者更是焚于大火，落下残迹一片。

1840年后的几十年间里，满清政府的割地赔款辱国丧权固然令人切齿痛恨，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信仰却依然高昂不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们一直致力于“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三十多年（1861年-1894年）的努力曾为当时的国民带来一线期望，中国也有了号称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北洋海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败彻底堵死了洋务师夷的改良之路；1895年的公车上书促成了1898年以政治改革为目标的戊戍变法。变法在百日之内的失败和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现实危机使得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把希图自强的注意力第一次从器物发展转向了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推动国家的硬实力发展转向了希冀实现社会的软实力突破。

满清皇权在1901年8月29日宣布，自1902年始国家将改革科举文科，罢黜科举武科。在官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4-1906年）加速立宪改制的同时，满清王朝于1905年彻底废除了科举考试，鼓励兴办西式学堂，留学国外蔚然成风。满清政府鼓励留学的目标国家不仅遍布英美法诸国，更多的官派留学生即将东渡日本。由此可见扭转中国文化教育方向的第一举措来自于当时的满清政府，是个政府行为。既然传统的儒家学说不能继续成为领导中华民族的文化旗帜，什么学说才能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的文化旗帜？什么学说才能为中国社会树立起文明的道义信仰？满清政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也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满清政府的科举改革、鼓励留学和准备立宪等改良措施并不能改变它被人民抛弃的历史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从此树立“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建立“中华文明的道义信仰”就成为重建中国的两项重大文化命题。为了寻找这两大文化命题的答案，中国社会走过了漫长的百年。

针对以上两项重大命题，二十世纪初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化人士曾经发起过一场著名的文化运动。在1919年5月4日前夕，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月刊杂志中撰写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站在陈独秀犀利批判对面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文化人士。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推动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哲学代替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从此滥觞。

实用主义哲学，胡适把它翻译为实验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美国工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从直接“经验”出发，主张依据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思维的理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 (Categories) 移到效果”[詹姆士：《实验主义》，参看《胡适文存》卷二，第95页]，带有强烈的反教条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出美国社会创业时期求实创新的精神，体现出推崇开拓进取、争取行动成功压倒一切的美式风格。实用主义抓住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用实践主体取代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思维见解，显示出实用主义哲学在生活实践中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实用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强调的是自由人的独立实践活动，是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一种哲学观念。

哲学的产生反映着人类成长过程中对于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思辨。在不同生存阶段下产生的人类哲学注定是多元的，它们总是带有自己产生与成长环境的时代烙印。人类的道德信仰不仅带着哲学思辨和理性思维，还带有伴随自身成长的历史逸事与民俗印迹，诸如中国千年文化中的伦理纲常，中庸辩证，宽宏包容，忠孝礼仪等文化特色。因此在不同生存环境下产生的人类道德信仰也注定是多元的。从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看，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千年文化看，除去盛行于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能够同时包容中国传统哲学思辨、理性思维和文化特色的人类哲学和道德信仰尚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新文化运动试图在中国落后于世界工业发展的时代，引入西方盛行的哲学思维与人文精神，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努力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这种说法的本身，即不排斥实用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和求实创新精神，更不排斥中国在未来的哲学思辨和文化发展中吸收和包容世界现代哲学和文化精华中的逻辑思维和开拓精神。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不可取代，这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当今人类的多元文化与多元哲学思辨仍在继续发展，它们的成长需要时间与实践的磨合，其中也包含社会文化团体的共同推动，但在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它绝不会简单地以文化甲取代文化乙的方式发生。

仅以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新文化时代的旗手为例，他们各自都在为自己一生信奉的哲学观点而战斗，批判儒家学说和抛弃传统文化是他们的共同理念。但在个人生活之中，他们却仍然遵从着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胡适先生确实做到了一生恪守父母之命，不违背传统文化之约。历史和社会并不苛求任何个人的行为。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每个人遵从信奉的道义精神和哲学思维与自己生活成长的环境有着血肉难分的联系，不能简单取代置换。个人的道德行为如此，社会的文化传统更是如此。

除了民主与科学、文化与传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百年以前，推崇白话文的人认为：文言文是种不精确的语言，严重脱离日常使用，不能用来记录科学中逻辑高度严密的事物。而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能使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加容易进入中国，并更容易为国人理解掌握。而推崇文言文的人则认为：文言文凝聚着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学艺术，侵染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取消文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

评论对比语言的孰优孰劣绝对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法国人会告诉你，法语的优雅、精确与高贵。中国人会告诉你，中文的博大、简洁与深邃。如果没有预设的前提，你难有足够的理由只择其一，而拒绝其他。但是百年的历史已向我们展示，白话取代文言已为大势所趋，而文言中的许多成语典故和简洁表达也越来越被融入现代的白话。

对于社会文字发展结果的最合理解释是：语言与文字是人类交流的渠道与方式。它们相对独立，相辅相成，互为烘托。在文字的初创时期，使用和享受文字只是少数上层社会人物的特权。在社会开放的环境下，语言与文字表达的简化趋同是个进步的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语言与文字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和传播，才更有利于知识与文化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和传播。就像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和微博互动，无论你喜欢与否，它们势必都会影响到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

在传统农耕经济转向工业发展，在闭关自守转向面对世界开放的时代，传统人文关系和传统封建帝制不能适应百年前的历史转折，它们都已相继离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航道。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人口最为巨大的文化群体，中华文明作为生存历史最为久远的人类文明，却不能没有文化旗帜，不能没有道德信仰，更不能没有人文精神。破解树立引领中国社会继续进步的文化旗帜和重建中华民族的道义信仰的两大文化命题，就成为推动中华文明继续凝聚向上，为人类做出贡献的时代性挑战。

中共正在借孔孟之壳，建构适应时代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