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余杰：在此岸，中研院只是一个传说—— 读岳南《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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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南联大、商务印书馆、《观察》杂志、《申报》等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文化和传媒机构长期被湮没的辉煌成就，逐渐引起研究者与普通人的关切。有心人在历史长河岁岁积淀的泥沙中，淘洗出一颗颗可以照亮幽暗的当下的珍珠。中央研究院无疑是民国时期最辉煌的学术机构之一。一九二八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说它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并无过誉之处。一九四九年之后，中研院的少许机构迁台，大部留在大陆。而后，中研院在台湾继续充当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的角色，但在战火纷飞中人才济济的黄金时代已成为水月镜花般的记忆；而在大陆，中研院不复存在，其功能被中科院和社科院所取代，但这两个新的机构的学术水准比起昔日的中研院来，却有着云泥之别。

大师之后为何无大师呢？时下很多人都在谈论“钱学森问题”，该问题始于钱学森去世前不久与温家宝的一段谈话：“中国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将这个问题转化成：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出不了钱学森？其实，比“钱学森问题”更有价值的是“中研院问题”，因为钱学森一生的是非功过本身就还是一个盖棺而未定论的问题。那么，为何在此岸，中研院只是一个传说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岳南写出了《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从蔡元培到胡适》一书。据岳南的朋友、作家王久辛回忆说：“我还记得，一九九零年春天，岳南与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宿舍中对坐无语。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正在琢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出路与方向等问题。他内心的痛苦和对民族文化前途的焦虑我一无所知。二十年之后，但我看到《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海峡两岸，还有这部《从蔡元培到胡适》的时候，我这才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融入他的血液并成为他奋进的力量与追求的目标。”可以想像，一九九零年的时候，像岳南这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态是何等痛楚、彷徨与萧瑟。面对“一九八九”之后的“垃圾场”，有人选择随波逐流，有人选择唯利是图，有人选择沉默是金，而岳南则一头扎进故纸堆当中。他不是效仿乾嘉学统，以考据之学为精神麻醉剂，而是还原历史、洞烛未来，将民国时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当作重建文化与学术的尊严与独立的标杆，而我们都可以向着此标杆奔跑。

中研院何以如此辉煌？

中研院何以如此辉煌？以外部条件而论，中研院刚刚成立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国破家亡，硝烟弥漫，中华之大，甚至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学者治学的条件可以说差到不能再差的地步。《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重点描述了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由南京到四川李庄流亡的苦难历程，再现了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为代表的一流学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的感人场景。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梁思永抱病整理殷墟发掘报告，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小书桌，所需资料放在一旁，另外专门制作一块木质写板，纸张夹在木板上，人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正是如此发愤著书，才使得他不幸英年早逝；但也正是有了这批精卫填海般坚韧的学人，中国的国土可能沦陷，中国的文化却永不灭亡。

苦难也许是辉煌的催化剂。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当时，中研院虽然隶属国民政府，但它保持了相当的学术自由与独立。中研院第一任院长蔡元培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移植到了中研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选拔第一届院士的时候，关于是否将郭沫若列为候选人产生了争议。有评议员认为，郭站在共产党一边，其罪过甚至大过在沦陷区担任过伪职的学者。本来不问政治的考古学家夏鼐仗义执言：“中研院院士以学术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最后，反对国民党的郭沫若仍然高票当选。“泰山不让细土，固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固能就其深”，这才是中研院成就其辉煌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科院与社科院再也没有这样的民主风气和独立精神。领袖一句话，就将社会学打成“伪科学”，所有大学中的社会学系被取消，原中研院下属的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也被撤销。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虽然仍然挂着中科院副院长的虚衔，其学术生命却已宣告死亡。历史学家赵俪生当时是中科院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他曾亲眼看到在会议上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沫若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此刻，大权在握的郭沫若当然不会想到当年的中研院诸君是如何对待他的。

中研院是一面镜子，中研院之“大”，可以对照出今天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之“小”来。就连长期为官方说话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卸任北大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接受央视记者柴静专访时，也情不自禁地说了几句真话：现行的教育体制“比一九四九年之前还要落后”，“我们这种由政府垄断、政府主导的教育体制，没有真正的教授市场、校长市场和院长市场来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种教育体制我觉得没有出路。”那么，中国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出路在哪里呢？答案再简单不过：就在中研院那里。

读史早知今日事

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专程去中研院参观胡适墓地，去台大参观“傅钟”和“傅园”。如果说“此岸已无中研院”，那么也可以说“此岸也无北大”——中研院和北大都在彼岸，北大虽然没有像清华、交大那样在台湾复校，但北大的学术命脉和精神传统被傅斯年带到了台大。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是风华正茂的学生领袖，亲眼目睹蔡元培校长去探望被军警囚禁的学生并亲手为他们削梨子的场景；而当他在风声鹤唳中经营台大之时，他也将蔡元培的传统承续下来，当军警要冲入台大抓捕学生之际，他找到“二•二八”惨案的凶手之一、时任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一介书生的“狮子吼”，让冷血屠夫亦退避三舍，诸多台大学生的生命终得保全。

而在此岸，从反右到文革，北大数以千计的师生被抓捕、被虐待，却没有一个傅斯年式的知识分子领袖挺身而出。不是勇气不够，而是两岸社会制度及环境迥异使然。彼岸为威权主义，故而吞舟是漏，尚有傅斯年之类的“大炮”生存的空间；彼岸为极权主义，铁板一块，故而所有异端均被一网打尽，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抽走。

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届院士中离开大陆比例最高的，是人文组研究历史的学者，如吴敬恒、傅斯年、董作宾、萧公权、李济等人，大概是“读史早知今日事”吧。傅斯年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贯彻一生始终，这源于他对中国历史规律的透彻把握——一言以蔽之，“流寇是文明的敌人”。张献忠如此，毛泽东亦如此。一九三二年，傅斯年即发表《中国要有政府》一文中，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当时，即便是胡适也对苏联有某些正面评价，傅斯年却指出，苏联与中共宛如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会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

在此意义上，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不是他身边的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不是留下来等待封侯的“民主人士”，甚至也不是江青、李志绥、张玉凤等与之朝夕相处的亲人及工作人员，而是仅有数面之缘的傅斯年。比起吴晗、翦伯赞之流来，毛泽东堪称彻底读透中国历史的“编外历史学家”。傅斯年与毛泽东出入中国历史的路径截然不同，有此细节为证：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傅毛二人在延安的窑洞中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由此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你们把它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成为毛泽东掀起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谁的路走错了？

一九四八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八十一人，离开中国大陆者不足三成，而留下者超过七成。表面上看，这场人才争夺战的结果，正如争夺天下的结果一样，共产党是胜利者，国民党是失败者。但实际上，看看作出不同选择的人在两岸的不同结局，却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当时，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吴晗奉命前来劝说老师胡适留下。胡适斩钉截铁地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此后，胡适多次说：“吴晗可惜，走错路了。”但在当时，吴晗认为他拥有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对抱残守缺、仓惶辞庙、浪迹天涯的胡适不无鄙薄。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命令展开肃清胡适思想的运动，吴晗充当先锋大将的角色，并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然而，吴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选中了他的人头作为开场的祭品。此时，胡适已经去世四年之久，师生再也不可能面对面地辩论“谁的路走错了”的话题了。

还有更多与中研院有关的人士的遭遇可以验证“谁的路走错了”。曾经执掌清华校务的物理学家、中研院院士叶企孙，因对国民党失望而留下来，却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他在狱中遭受残酷虐待，还饱受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患上了严重的“幻听症”。他甚至连基本的物理学常识都失去了，以为红卫兵用一种类似雷达的侦察设备监视自己，惶惶如惊弓之鸟。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后，头发花白、穿着破棉鞋的叶企孙，跑到中关村街头乞讨，拿着两个烂苹果就吃得津津有味。旁观者以为这是一个无名老乞丐，谁也想不到他就是曾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的、杰出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如今，在轰轰烈烈的清华校庆典礼上，有谁对这个悲惨死去的前贤表达过丝毫的忏悔与追忆呢？

书中还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在中研院史语所挑战过傅斯年、“巾帼不让须眉”的考古学家游寿，一九四九年之后，辗转赴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在文革中，她被当作“八大妖怪”之一揪出来，下放到荒无人烟的山区改造，体重下降到不足三十五公斤。她考虑过自杀，但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会连累家人。如何摆脱这种生不如死的处境呢？在痛苦中，她突然听到中国在西部引爆原子弹的消息，于是异想天开，给组织写信，请求允许将自己送往西部沙漠，作原子弹爆炸试验物应用。她在信中说：“平生所学无以报国，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作原子弹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这不是黑色幽默，每个字里都饱含无尽的血泪。

此岸，已无中研院。此岸，失去的不仅仅是中研院。

两岸千疮百孔, 中研院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