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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我的老爸爸以九十高龄平平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自从知道他的情况不好后，我经常一人悄悄流泪。爸爸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也从来没教过我们什么安身立命处事为人的警世名言。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很多钱，尽管他退休前是小儿科医生。爸爸也没有铁杆儿的朋友，没有住在本地的亲戚。他只有我和我姐姐。所以，他的葬礼只有最亲近的家人参加：我和我女儿，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儿子儿媳。还有一对夫妇，他们是我姐姐姐夫的至亲和大学同学。葬礼有爸爸最爱的亲人参加，有花篮，有纸钱，有按风俗进行的一道道朴素仪式，有弥漫在亲人间对他的无尽思念。他和妈妈合葬在青山脚下的公墓里。五年前, 姐姐为妈妈爸爸选了这块墓地, 墓碑上刻着他俩的名字。妈妈的名字涂着黄漆，爸爸的名字涂着红漆。但从今以后，他俩的名字都是黄漆覆盖了。爸爸一生我行我素，不会礼仪，还时常嘲笑世俗礼仪。 但他对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一定会笑纳。他面含微笑的遗像就是证明。这些天来，和爸爸相关的一些往事，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粉红黑花细灯芯绒外套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爸爸一人在虎踞龙盘城，我们住在琼山鹅水市。在这七年中间，我记得只见过爸爸有限的几次。
第一次的印象是我们还住在南关，妈妈教书的医学院刚从虎踞龙盘城迁来不久，教职员工和家属还借住在师范学院的小红楼里。爸爸来看我们，带来了一只黑乎乎的烧鸡。当时我们年龄很小，我是四、五岁，姐姐也就是六、七岁吧。小孩子年龄小时记性好，忘性也大吧。一段时间不见，我和姐姐看到爸爸已有了陌生感，不太愿意和他亲近。爸爸带来的那只黑乎乎的鸡就放在里屋书桌上的盘子里，样子很恐怖，头蜷缩着，屁股蹶着，但是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香味。这香气一直飘散到外屋，吸引着我和姐姐不停地把小脑袋伸到里屋探望。爸爸耐心地跟我们解释，说这是符里集烧鸡，很香，是他从虎踞龙盘城到琼山鹅水市乘火车的路上买的，今天吃晚饭时，就会给我们吃。我是打死也不会相信这只黑乎乎的鸡会发出这么美妙无比、令人谗涎欲滴的香味，摇着小脑袋对姐姐说，我肯定是一口也不会吃这个可怕的黑家伙。晚饭到了，黑乎乎的鸡头鸡尾被妈妈爸爸放到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白白的鸡肉，和一块块油光光的鸡皮，我和姐姐一人一只鸡大腿。妈妈爸爸啃着鸡头鸡尾，看着我们矢口不提“罢吃 ”的声明，笑了。那时已进入“三年困难 ”的前奏期。不久，中国大陆经历了艰难困苦的“三年困难 ”时期，鸡蛋从一块钱三只，到三块钱一只都买不到。符里集烧鸡只可能是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梦了。我到了很多年以后，才重新吃到正宗的符里集烧鸡。
第二次见到爸爸已经是几年以后了，正是“三年困难”期。那时我已经是八、九岁， 姐姐是十岁、十一岁了。妈妈每天在医学院上班教书，还做教研组组长，很忙。我们早早地就分担了一些家务事。妈妈是教生物的，在医学院里教组织胚胎学。但她喜欢文学历史，也读过一些陶行知的教育学。她对我们做家务总是抱着鼓励欣赏的态度。所以，我和姐姐早早地就会烧开水煮干饭。记得爸爸那次回来，他看到我们把一大锅开水从蜂窝煤炉上端下来，用搪瓷缸灌到开水瓶里时，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生怕一出声，我们会一吓，手一抖, 开水会浇到我们的身上。事后，爸爸多次说过这事, 感叹我们长大了, 能干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爸爸给我们一人买的一件粉红黑花细灯芯绒外套。真好看呀！要知道那次爸爸回来是三年困难刚刚过去的年代，每人每年穿衣服要靠布票来定量供应。那些年, 每人每年发的布票定额, 从几尺到一丈左右。买布要布票，买棉线，甚至买布鞋都要布票。大家过日子，布票计算到寸。妈妈为了让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穿，总是想方设法地买一些省布票的回纺布。回纺布是用一些旧棉纱织成的，新的时候红色还很鲜艳，但洗上一、两水，颜色就掉得差不多了。我们那时刚刚十岁出头，正是爱美的年龄。不知爸爸从哪儿攒下的布票，从虎踞龙盘城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件粉红黑花细灯芯绒外套。粉红是那种亮色鲜艳的粉红，嵌印着黑色的小方块，空心的小方框交错成行，翠绿边雪白心的纽扣一排四、五个，下摆一边一只做工考究的暗装口袋。灯芯绒顺着纹路看，颜色鲜艳，倒着看，象蒙上一层虚无缥缈的雾。我和姐姐两人，顺着看，倒着看，怎么看怎么喜欢， 爱不释手啊。和我们洗得发白的回纺布衬衣相比，这件衣服太好看了，鲜亮大方，很适合小姑娘穿。我在惊喜之余，禁不住问爸爸，“你怎么会买到这么好看的衣服啊？”爸爸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女人的衣服要男人来买。”
爸爸可以算是口含银勺到世上来的。我爷爷年青时是榕城格致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在海关做事，收入丰厚。我奶奶的哥哥是爷爷格致学院的同学，他在学堂里总爱和爷爷争做考试的第一名，但他总比不过爷爷。毕业了，这位舅老爷就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我爷爷。我奶奶家在榕城是做木材生意的，家境殷实。所以爸爸小时应该是生活舒适，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那次爸爸回来，还买来一些牡丹花摄影图片，三张一组，斜钉在石灰粉刷的白墙上，就装饰在我们姐俩睡床边的墙上。素墙红花白牡丹，两个跳进跳出的小姑娘。家里顿时多了很多生气。
骑车还是走路 (跟爸爸学看病)
文革前，爸爸从虎踞龙盘医学院毕业，回到了琼山鹅水市。听说他当时想选做妇产科医生，他说，我有两个女儿，将来一定用的上。妈妈说，琼山鹅水市民风保守，男医生做妇产科，有可能遇到病人抵制。于是，爸爸选做小儿科医生。“我将来可以为孙孙服务。”
爸爸被分到城北人民医院。每天骑自行车三十五分钟上班，他早出晚归，骑车要爬一个大岗子。他上班的医院文革开始后，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一样，受到停产风的影响。有一段时间，许多医生护士不去上班， 说是“停产闹革命”。只有少数医生护士坚守岗位。爸爸是每天照常上班。
爸爸在城北人民医院上班后， 经常为一些年轻工人不想上班，闹病假条而生气。他去农村巡回医疗多次，去过苏北的赣榆、东海。他常说他宁愿为那些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也不愿意为没有大病，却闹着要病假条的城里年轻工人浪费时间。大约是1968年吧，因为文革，学校不上课，我和姐姐赋闲在家。很多和我们年龄相仿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人，或者学画画，或者学拉小提琴。邻居家一位女孩每天练小提琴，“多来米来，多来米来，多来米多提拉所拉西”的尖锐音乐充满楼道。而爸爸却想带我们和他一起去农村巡回医疗。妈妈无论如何不放心，不舍得。爸爸又提出，带我们去城北人民医院跟他学医，每天早出晚归。妈妈同意了。
每天早上，爸爸要赶点儿到医院去，所以他骑自行车上班，我和姐姐就结伴走差不多一小时的路去医院。下班时，爸爸会根据我们当天在医院的表现给我们姐俩讲评一番，然后，把他的自行车让给当天表现好的那位骑。他和另外一位走回家。爸爸让我们先到注射室学习打针，他说，要做一个好医生一定要认真听取护士的意见。他说在我们读医学院之前， 应该先去学做三年护士。他说，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对照顾病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全中国的大学都停止招生，爸爸讲这些话，在我们听来好象是个遥远的梦。
我们在注射室学习了一、两个星期后，爸爸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学习看病。爸爸从医学院毕业，学的是西医，但他自己又自学了中医。在教我们如何看病人时，他常常结合中西医的术语讲解。他给我们讲解如何望诊，如何看病人的气色，如何听诊，包括运用听诊器， 也包括认真听病人讲述病史。他手把手地教我们扣诊，讲解什么是清音，什么是浊音。清音下面是肺和肠，浊音下面是肝脏或肿瘤。一次，爸爸说，“没有听诊器，也可以诊断肺炎。”我们不解。他就做了个把耳朵贴到背后的动作，说，“这不就可以听了吗？”爸爸还给我们讲解了如何诊断病情， 如何用药。多少年后, 我在美国的一家医院听一位美国的内科医生敬佩他的同事用听诊器诊断房颤, 而不是依赖心电图时, 我就想起爸爸当年教我们如何因陋就简, 而做到治病救人的事。
爸爸给我们讲药理学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一次买了三本一模一样的药物手册，他自己用一本，我和姐姐一人一本。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记得那书的模样：红皮儿窄本约半英寸厚的药物手册。爸爸说，一人一本书，讲课时才效果好，不耽误功夫。在那个年代，大家花五分钱吃个烧饼当早点，都是奢侈的享受。一次买三本同样的书，很少有人这样做。爸爸选的书，也很有特点：是一种分类药书。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章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第一种药是“肾上腺素”。
命大的爸爸
我们家里人都认为爸爸命大。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人徒步穿过武夷山，从河北经浙江回福建老家。“有时走一整天都看不见一个人啊！”为防遇上土匪抢钱，他把有限的一点儿钱藏在鞋垫底下。那是正是四八年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争天下鏖战激，兵慌马乱。爸爸一个人徒步穿过蟒蟒苍苍的武夷山，既没有遇到土匪，也没被野兽加害，平安回到老家福建闽候。爸爸真是命大！
在爸爸四十多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大劫难。当时他在虎踞龙盘医学院读“调干生”。也就是美国大学常说的，“non-traditional student”。那时大学里的“调干生”很少，不知爸爸是“鹤立鸡群”， 还是“鸡立鹤群”，很另类。据说管学生的书记不怎么喜欢他。爸爸喜欢说笑话，但笑话在没有幽默感的人耳朵里，就会翻译成嘲讽。不知是书记不喜欢他，要杀鸡给猴看，还是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任务，五七年底，爸爸还没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 就被打成 “右派”，勒令停学， 接受改造。听说爸爸在一次会上同意过这一说法，“国家建设的成绩归功于共产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党也要承担。”这一在逻辑上无可厚非的饶口令似的陈述句，在五七年秋天可是妇孺皆知令人心惊胆战的右派言论。谁讲了这句话，十有八、九，是死定了。爸爸独立特行，从来都是胸无城府，不会拉帮结派，又有“海外关系”-- 他的亲叔叔陈可忠先生，二十年代留学耶鲁，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到化学博士，回国后做过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山大学校长，四九年到了台湾，做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 爸爸是在劫难逃啊。
爸爸刚刚接受改造时，还是在学校里做体力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爸爸饥肠辘辘。一次，他实在太饿了，就捡了一块废铁，卖给门口收废品的老头, 希望能换几毛钱，买几个馒头填肚子。在那红色专政的年代，这老头居然觉悟很高地把爸爸送到了保卫处。为了这块废铁，爸爸在准监狱—劳改农场里蹲了两年。一九七八年我在虎踞龙盘大学读中文系时，读到十九世纪雨果写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悲惨世界”，书中写到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关十八年的故事，我心有戚戚, 深有同感: 罚不当罪，本身就是罪啊。
爸爸在劳改农场里受了很多折磨。他从来不和我们多提。多年后，他和我们说起了在二次大战时，苏联红军靠吃生青蛙活哈蟆治疗夜盲症的故事。他说，“在那儿（指 劳改农场），他们 （指关押的人）抢垃圾里的白菜根吃。我就抓哈蟆。那白菜根哪有什么营养啊！”爸爸靠这， 从劳改农场活着出来了。爸爸真是命大！
爸爸也可能没有坐完劳改农场的刑期。因为他后来得了肝炎，并很快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医生告诉他，他大概可以活五年。
在这之后，爸爸在虎踞龙盘市熬到右派摘帽，又完成了他的医学院学业。65年，他回到了琼山鹅水市家里。刚到家时，我们全家的糖票全给他一人。他买来4毛9分钱一斤的红糖粉，泡了一茶缸又一茶缸浓得化不开的糖水，边看书，边喝他的糖水。五年过去了，爸爸活得好好的。不知是红糖水养肝，还是家里的生活养人。十五年过去了，爸爸还活得好好的。爸爸六十岁退休，退休后他又过了六个五年直到九十岁。从六十年代医生说他能活五年，到他二零一一年六月份离世，差不多是五十年了，爸爸真是命大！
满足的笑容
爸爸回家后，妈妈常常为他的安全和我们家的安全担忧。我们小时，常听妈妈告诫我们，“祸从口出”。从那时，到七十年代末，二十多年，我们全家都生活在谨言慎行的紧箍咒下。但这“谨言慎行”也不是完全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在文革中，我们没有被抄过家，爸爸妈妈也没有被揪斗过。姐姐和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上的好学生, 领回家的奖状， 贴满一面墙。但爸爸自由自在的个性在这紧箍咒的束缚下得不到释放，有一段时间，很少看到他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爸爸妈妈心满意足的年代。摘帽右派的紧箍咒渐渐地不见了。姐姐和我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又先后成家。爸爸妈妈有了外孙女和外孙孙。那时，他们也退休了。爸爸在带外孙孙、外孙女时，他小儿科医生的经验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充分利用。爸爸经常露出满意的微笑。爸爸是个胸无城府的人，所以他的微笑很真诚很感人。
五年前，妈妈故去。爸爸很能想的开，劝我们，“到时候了， 到时候了。”但他自己却一下子老了很多。本来身体很好能骑自行车的人，一下子发现得了严重的前列腺肥大、急性尿蕏留，很快到了不导尿，就开始损害肾脏的地步了。他的眼睛也到了几乎失明的地步。那年五月，我从美国回去，姐姐和我商量怎么办。我们决定陪爸爸去看泌尿科专家。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爸爸很快会肾衰！如果得了肾衰，身体中的毒素无法排出，唯一的活路就是每周三次去做透析。听很多做透析的病人讲，每次透析都如同大病一场。真不敢想象如果得了肾衰，八五高龄的人，如何每周三次去做透析！那天，姐姐为爸爸约好了去看泌尿科医生。那是她工作的三甲医院一位医术最好医德很高的医生。初夏的艳阳照在我们身上，我和姐姐一左一右走着路陪伴着爸爸去看医生。姐姐忽然发现了爸爸在微笑，“爸爸自儿的吧？” “自儿”是当地的土话，就是开心高兴的意思。“哈，两个闺女陪你看病，自儿吧？”爸爸笑着点点头。姐姐是当地最好的一家医院的感染病科主任，每周看专家门诊， 时常去爸爸当年巡回医疗去过的县市会诊。我在美国先是拿到注册护士的执照。后又在爱墨蕾大学读了研究生，拿到护理医生的执照。爸爸当时心里一定是又高兴又骄傲。那年，爸爸在八五高龄做了平生第一次手术，我和姐姐、姐夫轮流在他手术后护理他。爸爸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他的肾脏保住了。
手术后，姐姐、姐夫接爸爸到他们家住。爸爸在他们家过了五年无忧无虑的生活，爸爸住在他们家最好的通阳台朝南的一间房里，每天下楼围着小区走两圈锻炼身体。衣食住行都由姐姐、姐夫照料。
去年， 2010年我回国带爸爸到妈妈墓地去。因为怕高龄的爸爸吃不消，给他准备了帽子和水瓶， 一起乘出租车去了墓地。在路上，我让出租车停在路边，让爸爸坐在车里，我跳出车到路边的花店买花。回车时，看到爸爸就笑眯眯地等在车里。出租车穿城而过，路过青松翠柏的云龙山，驶经花红柳绿的云龙湖畔, 穿过小店满街的郊区小镇， 到了青山脚下的墓地。到了后，我让爸爸拄着他的铝拐杖， 要他等我找到妈妈的墓再回头接他。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到妈妈墓地时， 就把她的方位记在纸上， 但每次来， 总要转上几圈才找得到。等我找到后， 回头去接爸爸，吃惊地发现，他已经拄着他的铝拐杖， 慢慢地走过来了。他慢慢地走上七、八层石台阶，跟着我来到墓前。墓碑上刻着妈妈爸爸他俩的名字。妈妈的名字涂着黄漆，爸爸的名字涂着红漆。妈妈过世后，爸爸一直不肯来墓地。总是说，人死了， 就没有了。但这时，他站在妈妈墓前， 没有伤心， 没有感慨。只是奇怪地问我，“咦，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呢？我还活着呢。”我给他解释了黄漆和红漆的含义。他平静地微笑着说，“呵，我死了以后， 也就埋在这儿了。”他把“死”和“埋”字说的和其它的字儿一样平静，一样自然。献完花， 我在妈妈墓前石凳上略坐一坐，就和爸爸回停车场了。 路上， 我和爸爸提起妈妈的一件往事，爸爸全然不在意， 真心实意地说，“我们高高兴兴一辈子。。。”
那一刹那，我很震惊。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好象抱怨了爸爸一辈子。我们小时，抱怨爸爸不能像擎天大树一样为妻女避风遮雨；我们大了，妈妈老了，靠爸爸出门买东西，又常常抱怨爸爸不买她喜欢要的东西。我们是妈妈带大，妈妈对我们有绝对的亲和力及权威。没想到爸爸对他们的婚姻是这样总结的。但爸爸这个总结给了我心理上无限的平静和温暖。这就是爸爸的爱吧。我小的时候，爸爸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我找工作的时候，爸爸没有为我走过一次后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爸爸没研究过厨艺，只会蒸不好吃的咸鱼豆腐。但是我知道， 爸爸的爱， 爸爸的微笑会陪伴我的后半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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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1-12-31 19:14:34
发表于 2011-12-31 16:16:27
